二、实践基础
    中西学术思想发展大势，特别是史学观念的新进展，固然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那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之变为现实，还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亦即有具体史学研究的迫切需求和成果作为助推器才能实现。这种迫切需求和成果，笔者认为，目前集中体现于如下三点：
    其一，现有史学方法体系已显得较为陈旧，急待变革。蒋大椿先生在《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一文的最后，也总结过四种不同的史学方法体系，即分别以阶级分析法、自然科学方法（或系统论方法）、人文科学方法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多样化统一方法为主体的史学方法体系[4]。但事实上，现有史学方法体系中，只有第一种（即阶级分析法型）算是最系统和最普及的。其他三种类型非但不成体系，而且不是史学方法的主流。它们跟第一种类型的不同，主要是用一些现代新方法去点缀旧体系；或者从属于“阶级分析法型”，以其学术观念和价值标准，剪裁各种现代方法，削足适履。关于这一点，从现有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概论和方法论著作中就能得到清楚说明。葛懋春的《历史科学概论》，只是在最后一章，才把“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当作“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根本就没有拿其当“自己人”看待。庞卓恒的《历史学概论》也把“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作为在旧体系中增加的“历史研究新方法”加以介绍。田昌五的《历史学概论》干脆把“史学方法”寓于“唯物史观”之中。白寿彝的《史学概论》、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强调的则是史料学方法。吴泽的《史学概论》、赵吉惠的《史学概论》与《历史学方法论》、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虽说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但在整体上似乎仍未突破“阶级分析法型”，应属于王学典先生所称的“唯物史观派”[15]。显然，史学方法体系的这种现状，正如赵世瑜先生担忧的那样，既难以“使历史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能受到多学科的训练”，也不能及时“把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不断推广，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日益做出有说服力的成果”[16]。
    其二，史学界尚有相当一部分人观念保守、思想顽固，急待开化。这部分人一般来说知识老化，态度偏执，势力强大。他们无视史学理论的意义，拒不接受新理论、新观点，成为阻碍史学方法体系革新的巨大障碍。当年有人开始把系统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史学界曾群起而攻之。其中虽说有部分人是从学术讨论的善意角度出发的，但也不可讳言有不少人是出于自己的无知与偏激的意识形态使然。如果现在拿出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一些批判文章重读，就会发现那些批判的话语跟“文革”期间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滑稽的是，史学界后来在总结“系统热”退潮的根本原因时，竟认为是“生搬硬套西方自然科学概念方法所致”。其实，那主要是保守势力借助非学术的力量予以扼杀的。至于运用“三论”过程中“无论是对理论本身的理解，还是理论与史实的结合，都存在着许多缺陷”[17]，那反而应是正常的事情。
    在保守势力的作品中，又往往满纸充斥着“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地主”、“地主阶级”等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庸俗的“意识形态话语”[15]。他们还常以“学术权威”的身份教导别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18]、“牢记史学工作者的责任”[19]云云。然而，他们连“假设”这一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注：高栓来：《论历史研究的科学假设方法》，《唐都学刊》，1999第4期；曹大为：《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2日；郭铁柱：《用假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不可取”吗？--与龚书铎、吴效马商榷》，《辽宁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都不允许使用[20]，又何以教导别人？还有的人动辄把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说成是“唯心史观种种”[21]，用“上纲上线”的老手腕儿予以攻击。更有甚者，竟然把史学界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荒唐地归咎为“历史学界过于宽容和大度”[22]。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史学界那些未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浸染的、比较纯正的研究者，由于倾情于实证的、具体历史研究而漠不关心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巨大进步，也导致其研究成果瑕疵百出。这犹如赵世瑜先生所例举，“重新崛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开阔了研究领域，但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面貌还相当陈旧。比如对各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较少注意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工具，解释还缺乏新意”[16]。
    其三，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运用新概念、新方法开展研究的成功个案，急需史学理论界加以总结升华。近一二十年间，单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案例当然很多[23]，但最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成功案例，如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然而，史学理论界对此的反应似乎不够敏捷，至今未见有系统化的专门研究，这极不利于具体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互动和共进。只有呼吁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才能促使人们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