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上半期，美国政府曾考虑动用武力，摧毁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基地。近年来，国内已有文章对此进行报道，但语焉不详。本文准备根据近年来美国解密的档案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向读者揭示这段历史内幕，并以此透视白宫的决策过程。
    一、肯尼迪被中国的原子弹所困扰
    肯尼迪入主白宫时，美国情报部门已初步判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但由于中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对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所知甚少，基本是估计和猜测。
    1960年12月6日美国情报部门上呈的“美国国家情报分析”报告承认，“美国有关中国核设施的证据是支离破碎的，如同我们对苏联援华核技术水平和性质的了解一样支离破碎”（注：威廉·伯尔和杰佛理·理奇逊：《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中？》《国际安全季刊》2000/2001年冬季号，William Burr & JeffreyRichelson,"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Winter 2000/01）p.59.）。一周后上呈的另一份报告也只是简单地探讨了中国核计划可能的组织结构、技术能力、铀矿产量和使用的裂变物质。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由于铀的提炼非常困难，中国使用的裂变物质很可能是钚，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将在1961年进入关键阶段，第一颗钚弹可能在1962内制造出来。次年1月，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也告诉华盛顿，中国可能在1962年底爆炸核装置，到1965年可能会拥有一小批原子弹。
    这几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首次向美国政府高层说明，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情报界和军界对中国原子弹的估计使肯尼迪十分紧张。虽然在他的日程表上古巴和柏林问题似乎更加迫切，但他认为“中国爆炸核武器可能会是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
    面对中国即将拥有核武器，肯尼迪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利用中苏矛盾，争取与苏联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研制核武器一事。1961年2月11日，肯尼迪和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等主要外交政策助手们在白宫讨论有关美苏首脑会谈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正急于同西方搞出些名堂，苏联领导人似乎对武器控制很有兴趣，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中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基于这种判断，肯尼迪决定尽早同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谈。他的助手们建议：总统届时应强调，中国是美、苏面对的共同威胁，以争取同赫鲁晓夫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些谅解，包括共同阻止中国掌握核技术，成为核国家。
    然而，6月举行的维也纳高峰会谈令肯尼迪十分失望，会谈的气氛一点也不融洽。两国首脑几乎在所有的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在内，都存在着分歧。赫鲁晓夫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当肯尼迪婉转提出中国将对美、苏构成威胁时，赫鲁晓夫直率地回答，他比美国人更了解中国人。肯尼迪发现，尽管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崛起抱着警觉的态度，但并不打算与美国联手反对中共；尽管他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但也不愿表现得过分热情。赫鲁晓夫显然担心，如果同美国搞得太近，就会应验了中国对苏联“与帝国主义妥协、同流合污”的指控。
    与此同时，肯尼迪还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分析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并提出对策。当年6月以后，有关部门陆续提交了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虽然无法具体勾画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但中国具有核打击能力肯定会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形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明显的影响。”（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FRUS,1961-1963,vol.22,p.84-85.）国务院认为：中国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方面；但它将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潮流”的印象，会使“许多亚洲国家更加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重新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对它们本国的影响，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它们将更愿意接近中国或疏远美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无疑将因此遭到削弱（注：国家档案馆，Policy Planning Council Director Georg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September 13,1961,National Archive,RG 59,Record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1957-1961.）。中央情报局更关注中国获得核武器对全球核扩散的影响。它提交的报告认为：“当中国或以色列有了核武器之后，其他国家会相继发展核武器，以便对付它们的对手增长了的能力和威信；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多，又势必会使一些国家丧失理智、增大其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FRUS,1961-1963,vol.8,p.8.）
    作为对策以削减中国获得核武器所造成的影响，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乔治·麦基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用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大国来“打击共产主义中国”（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FRUS,1961-1963,vol.8,p.8.）。当时，印度的原子能研究发展得相当快，如果得到美国的支持就可能先于中国爆炸核装置。该建议得到了副国务卿鲍尔斯的支持，但国务卿腊斯克反对。腊斯克认为，美国不应该偏离反对核扩散的既定方针，不能不考虑印度拥有核武器对亚洲地区的稳定造成的影响，否则美国“将滑入一个没有出路的原始森林中”（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chive,RG 59,Record of Policy Making Staff,1957-1961,Box 129.）。麦基的另一项建议是在亚洲开展一场宣传攻势，强调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力量，强调美国的战略核优势，同时还要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还有很多问题，并非如西方预期的那样快。其目的是消除周边国家不必要的恐慌和对中国的敬畏。后一项建议得到国务卿的批准。
    然而，上述种种分析和建议都不能使肯尼迪感到放心。1961年10月，他对《纽约时报》的一名专栏记者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过时了，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东南亚就会落入中共手中”。正如邦迪后来所说，“古巴和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是总统心中最大的两件事”（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FRUS,1961-1963,vol.22,p.339.）。1962年1月，肯尼迪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对东南亚的影响。国务院政策计划部的亚洲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进行这项研究。他在一年半之后拿出的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