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试图与苏联联手
    从1961年初至1963年底，美国搜集中国情报的手段有相当大的改进。中央情报局开始使用台湾国民党飞行员驾驶U-2高空侦察机深入中国腹地，并在该机上安装了高清晰度镜头。同时，代号为“花冠”的美国间谍卫星计划也提高了监视苏联和中国一些“禁区”的能力。1963年3月，台湾U-2侦察机的一次飞行，发现了位于包头的核研制基地。1963年6月，U-2侦察机又发现了位于兰州的一个气体离散工厂。中央情报局估计，中国最快将在1964年初爆炸原子弹，而如果出现“正常的困难”，可能会延至1964年底或1965年初。
    在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之后，白宫的决策者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在拥有原子弹之后对外政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过，对此并未形成共识。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拥有一颗或少量原子弹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外交政策，不会使中国更加好战或更愿冒军事风险。政府情报部门和军界的一些官员则认为：“中国人会因此觉得很强大，而这无疑会反映在他们对周边冲突的态度上；也许他们会觉得美国将更不情愿介入亚洲大陆，中国政策的调门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好战。”（注：伯尔和理奇逊前引文，第66页。）肯尼迪更相信后一种分析。据邦迪在1963年1月10日同中央情报局局长谈话时透露，肯尼迪恐惧地认为：“装备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如此地扰乱世界政治面貌，以至到了我们不能容忍的地步”；“除非他们同意在这个领域里停止努力，否则我们得准备采取行动”。在这次谈话后，按照总统的意愿，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何种计划，有关档案目前仍未解密。
    为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肯尼迪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与苏联签订限制核武器试验条约。在入主白宫之初，肯尼迪对这个艾森豪威尔时期与苏联、英国谈判的条约并无兴趣，认为其仅有影响世界舆论的“宣传”功能。但在1962年夏末秋初，他改变了看法，决定推动与苏联的谈判。当时，苏联政府对这一条约持反对态度，原因是美国要求在对方领土内设置监视站，而苏联担心这些监视站会成为美国的情报耳目。1963年1月22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强调与苏联签订这个条约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中国。如果美苏签署一项禁核试条约，只涉及美苏两家，意义当然不大，但如果能影响中国，阻止中国发展核力量，价值就大了。据当时任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后来任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斯曼回忆：“肯尼迪确信，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中共成为核大国。为达此目的，他宁愿向苏联做出一些让步，容忍苏联人可能在签订条约后不受美国的监控或做出一些违约的行为。”（注：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h the Ad of John F.Kennedy.New York,Dell,Delta 1968.p.176.）
    但是，这个条约能否起到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作用，显然令人怀疑。如果中国拒绝签署，美国也没有办法。肯尼迪知道，由于中苏论战，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很小，而莫斯科似乎还没有排队与中国修复关系的想法；但他仍相信，限制核试验条约会使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也是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有效手段。哈里曼在会后向肯尼迪表示，由于苏联特别反感德国拥有核武器，美国可以同莫斯科就德国问题和中国问题达成防止核扩散和核试验的协议。这样做的结果会对中国不利。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可以达成协议，“两国可以强迫中国停止核武器的发展，如有必要将采取联合行动”（注：伯尔和理奇逊前引文，第68页。）。
    1963年2月，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报告，请求参联会研究使用“劝导、压力和威胁手段”来迫使中国签署禁试条约的可能性。4月29日，参联会对此作出回复。在长篇报告中，军界列出美国可以作出的直接或间接反应，间接反应包括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反应包括单方面采取行动、或协同盟国一道行动、或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或只有苏联的默许。直接行动还包括台湾国民党对大陆的渗透、破坏甚至入侵，海岸封锁，南韩入侵北朝鲜在中国边境上施加压力，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空袭，对中国大陆有选择地使用战术原子弹等。同时，参联会也讨论了可能的诱饵，如增加贸易，提高食品援助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等。
    但如果文职决策者希望军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武力胁迫是否会成功的话，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执行主席勒梅将军在该报告的封面备忘录中总结到：“使用武力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中国被迫签署了禁试条约，也无法保证中国会遵守。而如果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或是更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决策者必须考虑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更不用说在国际舆论面前解释这一行动的困难。如果美国可以同苏联一道行动，或起码得到苏联的默许，那么海上封锁和常规军事行动将更容易奏效。所以，“如果美国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空袭，苏联的合作至关重要，它将决定后果是战争升级还是中国的屈从”（注：伯尔和理奇逊前引文，第68页。）。
    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苏联是否有兴趣同美国合作打击北京表示怀疑。但这种可能却一直使文职官员心动。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领导人似乎认识到武器控制的必要性，而危机过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关系也似乎更近了一些。虽然美苏在禁止核试条约的检验程序上仍然未能达成一致，肯尼迪要求其助手试探苏联的态度。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是肯尼迪政府内头一个与苏联人试探此事的高层官员。1963年5月，在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会见中，邦迪建议双方就中国核武器问题“私下认真地交流意见”，但苏联大使对此不感兴趣，反而提出美国在欧洲建立多边部队计划的问题。这一计划将使西德和其他一些非核国家介入原子弹使用的决策过程。它一直是苏美防止核扩散谈判中的一个难点。多勃雷宁争辩道，这一计划“使得苏联政府在对付中国核武器问题上更加困难”。邦迪虽然竭力解释多边部队对苏联有利，因为可以将西德同北约绑得更紧，从而遏制了西德的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和冒险的可能，但多勃雷宁仍拒绝讨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