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小组的预测和分析，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国内外舆论将认为美国“不愿接受中共作为世界大国的存在”，有人会提出这是种族主义行径，还有人会担心这甚至将导致长期战争的严重后果。此类行动如果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必须基于世界范围的武器控制协议，包括核不扩散协议。如果有类似协议，而中国公然藐视，国际舆论可能会容忍美国单方面的打击行动。但就目前情况看，当为此类协议举行谈判时，中国的核试验可能已成功，像法国一样成为“已经存在的核大国”。而除非有条约约束，苏联也不会支持美国“单挑”中国动手，其默许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小。据研究小组分析，只有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即当中国军队公开介入老挝和越南的战争时，世界舆论才比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打击行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将更为复杂。要摧毁已知的核设施，需要动用相当数量的轰炸机深入中国腹地，而北京和莫斯科可能将此“误解”成“有限战争行为”，是大举入侵中国大陆的开始，因此不能排除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被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由于美台防务条约的存在，如果美国决定介入，那肯定会导致美中全面战争。
    总之，约翰逊小组的报告动摇了采取打击行动的种种政策主张的基础。它再次指出中国的核威胁并不大，进一步说明了如果美国对此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不仅要冒相当大的军事风险，成功的希望很小，而且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美国的形象会受到损伤，威信将遭到削弱。研究报告仅建议将秘密破坏行动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供在中国公开介入印度支那战争时考虑使用。
    约翰逊小组的报告在决策层中影响很大。尽管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等一些热衷于军事打击的人对这份报告不满，但国务卿却非常欣赏。4月底，腊斯克向总统呈交了一份报告梗概，说明预防性军事行动在目前并不可取，但可以继续研究采取秘密行动的办法，以作为针对“中共侵略”时美国反应的一部分。国务卿的做法实际是对政策计划部报告的高层认可。
    从4月起，美国情报机构夜以继日地搜集中国原子弹研制方面的情报。8月25日，U-2侦察机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发现一座试验塔架。情报分析人员得出结论，这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而且两个月后就可以使用。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使得是否采取预防性军事打击的问题提上了总统的决策日程。
    9月15日，在与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麦可恩的午餐会上，约翰逊总统决定，与其发动美国先发制人的单方面军事行动，不如让中国的核试验先发生。对中国核设施的打击只能在两国发生军事敌对时进行。但总统的助手们仍建议考虑与苏联联手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如联合对中国的核试验发出警告，或达成联合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协议。此后，腊斯克和邦迪先后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接触，但苏联大使对此没有表现出兴趣。多勃雷宁虽然承认中苏分歧越来越严重，但他认为中国的原子弹不会对美苏军力有任何影响，中国的核试验只在亚洲有些“心理作用”，而对苏联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苏联的消极反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白宫的最终决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令美国军情系统惊诧的是，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比较接近，但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则大大低估了中国。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尽量贬低中国原子弹的影响。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讲话中称，中国的核试验“不出所料”，美国的盟国不必担心“立刻会发生战争的危险”。尽管华盛顿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的朋友和敌人都开始对中国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