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20年代初，退伍军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上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使得退伍军人有能力以有组织的形式对文官委员会施加压力。不仅如此。随着政府对退伍军人照顾政策的实施，退伍军人已经成为文官队伍中一支比较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以至于“文官委员会不得不与退伍军人协会建立起某种特殊的联系”[8]（P270），进而确保文官委员会对文官的领导地位。
    “1919年优待法”以后，联邦政府对退伍军人的政策没有进行太大的调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主要的退伍军人组织、文官委员会和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的退伍军人优待工作又进入了新的高潮。”[5]（P15）
    1944年国会通过了“1944年优待法”（1944 Preference Act），进一步重申和确认了“1919年优待法”以及后来有关行政命令和法律对退伍军人优待的条款，并把对伤残军人在文官录取时所优待的10分扩大到他们的家属[3]（P50）。
    与“1919年优待法”通过前后的情况相似，文官委员会对“1944年优待法”的无限制优待政策又表现出担忧。他们的理由仍然在于：“这种无限期的优待是与‘功绩制’原则完全背道而弛的。”[15]（P64）“1944年优待法”通过前，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文官委员会陈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但是，该法案最终仍然是以绝对的多数票在国会获得了通过。因此，“1944年优待法”通过以后，文官委员会抱怨道：“通过‘1944年优待法’，国会已经给政府行政部门以明确的指示，去执行对那些在政府文官求职中的退伍军人的优待政策。因而，现在卷入上述这些行政的实践与程序便成为行政部门的责任，而这些实践和程序就是把国会通过的法律付诸实施。”[15]（P64）但是，与1919年相比，文官委员会的态度要软弱得多。
    此后，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安抚那些为国捐躯的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1968年2月9日，约翰逊总统又发布了第11397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11397）。该行政命令决定，创设一个包括文官一般行政工资表1级到5级（GS-1到GS-5）在内的越战退伍军人过渡时期工作安排工程。在宣布该工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说：“这些退伍军人曾以优良的业绩服务于他们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国家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很好地服务于他们。”[16]（P24）因此，1971年，联邦政府开始实行对越南战争中退伍军人可以不通过“竞争”考试而被录用为一般行政1-5级的文官的优待政策。
    由于“1944年优待法”的颁布，使联邦政府文官队伍中退伍军人的比例又有了新的变化。如上所述，1919年到1940年是退伍军人在联邦政府文官中比例比较高的一个时期，即平均比例不低于20%。1940年以后有所下降，最低点曾达到低于15%。但是，“1944年优待法”以后，退伍军人的比例不仅开始回升，而且逐渐高于前期，出现了又一个退伍军人比例高峰的时期。1944年，退伍军人在联邦政府文官中的比例是14%；但是，到194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23%；而到1949年更接近50%。更为重要是，从1949年以后，退伍军人在联邦政府文官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左右[3]（P50）。甚至到“1978年卡特总统文官制度改革前后，在联邦政府270多万文官中，仍然有45%是通过过去接受退伍军人照顾与优待而进入文官行列的。”（注：Veterans Preference Oversight Hearing,P.3.In Emmert Mark A.,andGregory B.Lewis:Veterans Preference and the Merit System.In CentenaryIssues of the Pendleton Act of 1883:The Problematic Legacy of Civil Service Reform.By Rosenbloom David H.and Mark A Emmert,New York:MarcelDekker,Inc.,1982,P.50.）
    三、当代退伍军人优待政策的变化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60年代以后，伴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以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使联邦政府对退伍军人的优待政策又进行了新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没有爆发世界性规模的大战，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局部战争仍然是持续不断的。特别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卷入两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在战后保留了一支规模巨大的常备军，其结果是每年都有大批的退伍军人需要安置。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在联邦政府文官录用中对退伍军人的优待政策，在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在越南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进一步补充了前期的优待政策。由于上述政府政策，使战后一个时期里，在联邦政府文官人员构成中，通过接受“照顾”和“优待”的退伍军人的人数仍然占1/2左右[3]（P52）。联邦政府长期以来无限制地实行退伍军人“优待”政策，不仅出现了早年文官委员会所预见的“庸员”充斥政府的结果，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公众特别是少数种族和妇女的强烈不满。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美国社会运动中，人们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联邦政府在公民担任政府公职问题上便产生了另一种“照顾”倾向，即提出对那些过去在社会上特别在政府求职上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黑人、少数种族和妇女给予适当的考虑与照顾，使他们就业的实际能力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适应。由于上述政府政策的调整，使联邦政府文官构成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升降起伏。首先是退伍军人在每年新录用的文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开始呈下降趋势，其次是妇女在文官总数中的比例呈上升势头。从1976年开始，在每年新录用的文官中，退伍军人的比例由原来的50%下降到20%左右，1979年下降到低于20%[17]。与此相反，妇女的比例在这一时期中超过50%[17]。这一时期，妇女比例的上升，除了女权运动的结果以外，还因为当时被“优待”的男退伍军人相对减少，女退伍军人相对增多。此外，这一时期中，尽管少数种族特别是黑人在文官中的比例没有上升，但是，他们在被“优待”的退伍军人中的比例却有所增加，即从以前的17%上升到1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