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首先，批评者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提出了与新孤立主义不同的观点。批评者承认，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使它处于“四无”的有利国际地位，即无任何国家能对美国发动全球性军事挑战；无任何国家能在常规军事技术及其运用方面与美国匹敌；无任何主要的联盟对美国持敌对立场；无任何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被敌对势力所控制。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决非相安无事。随着两级格局的终结，原来在两极体制掩盖下的矛盾，如领土争端、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突出起来；各种力量的崛起和失衡会引发诸多矛盾。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海斯默就认为，由于两级结构的崩溃和伴随而来的多极化趋势，使世界重新陷入了混乱之中，多极体系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力量结构[4]。亨廷顿指出， 冷战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冷战期间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且可想而知更加虚伪奸诈。今天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反之亦然。”[5]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 一记者问美国总统布什现在世界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布什回答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不稳定，是不确定性”[6]。 布什还针对某些乐观主义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批评，指出“没有冷战的世界”“不是历史的终结，世间的人们及各个国家仍有暴力、贪婪和欺骗的倾向”[7]。 海湾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布什多次提到美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即主张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鼓吹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使美国成为全世界“自由的灯塔”。他说：“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世界各国，只有美国同时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和维持这一声望的力量”[8]。 克林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声称：“这个世界更加自由，但同时也更不安全。共产主义的崩溃唤起了原有的仇恨，造成了新的威胁。显然，美国应当继续领导这个我们曾经倾注心血所造就的世界。”[9]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乔治·W·布什告诫人们不要退回到以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对外政策，将这样的政策称之为“通向灾难的捷径”，会导致对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挑战，主张“美国必须参与世界事务”[1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德·柯蒂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与道德主义都具有危险性，未来的美国总统“不要恢复以前的孤立主义者的传统，也不要把外交政策作为道德上的‘十字军’，而是推行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11]
    三
    新孤立主义认为，即使外部世界存在种种威胁，美国仍可以退而自守，高枕无忧。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A. Nordlinger ）在其所著《重组之后的孤立主义：新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在战略上免除了”外来威胁，因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敌对势力在增强武力或扩张领土上的企图，如果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就不会得逞，即使得逞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12]。
    批评者们认为，当今美国的安全与外部世界的安全是紧密相关的，诺德林格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概念局限于美国本土，理解过于狭窄，且过分相信了美国对外部威胁的免疫力。首先，自从其他国家同样拥有核武器及其先进的运载工具以来，美国本土就面临着遭受核打击的可能性，过去美国人将两洋天险作为安全屏障的历史早已结束了。尽管在里根时期美国提出了“空间战略防御”倡仪（即“星球大战”计划），最近又出台了“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以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由于耗资巨大和技术问题，前一个计划被取消，后一个计划估计也难以实现，美国的一些军备专家认为即使实现也难以取得理想的防御效果。其次，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各国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安全将会迅速影响到他国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安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就是突出的例子。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全球性国际问题日益增多，如生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移民问题、贩毒问题以及日益嚣张的国际恐怖主义等，其中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国际恐怖活动已使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俄亥俄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指出：“军事技术的发展与经济整合的向前推进，早已扫除了过去由于地理相隔而引起的与外部世界的孤立。”[13]因此，孤立主义过时的安全观念很容易遭到批评。再次，认为像南韩、以色列等这样的重要盟国，它们的安全美国不能撒手不管。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自由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它们只有在美国提供安全援助与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才能阻止这样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的安全不能受到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确保这些国家免遭侵略、恐吓和征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再次，自门罗主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推广民主自由、支持民族自决承担了广泛的义务。冷战后，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但同时，“至少有两种与之对抗的模式或信仰体系--伊斯兰国家的以及狭隘的东亚半民主政体的模式--对物质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假定的无秩序和道德上的堕落的确构成了有力的挑战。”[14]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依然存在着对立的世界里，批评者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推行理想主义的外交，推广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确保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最后，源于非战略性国家内部的不稳定与冲突可能迅速溢出它们的国界，扩展到与美国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即战略性国家--中去。无论如何，在某一地区没有受到遏制的侵略就会怂恿其他地方的侵略势力并引发进一步的征服与威胁。这势必打破现有的势力均衡，从而导致更大的冲突与危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在批评国会中的新孤立主义倾向时认为，新孤立主义所谓“别国的战争不关我们的事”的观点使美国没有对波黑战争采取行动，导致科索沃冲突的出现。他指出，“60年前‘旧孤立主义’没有理解的东西，1999年的‘新孤立主义’也没有理解--一个地方的冲突能带来全球性的后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