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西方史学的发源地。在雅典太阳神德尔斐庙门上有一警语：“认识你自己”，它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格拉底用它作为自己的格言，将自然哲学转变为以人事为核心的哲学。认识的对象由自然界的世间万物变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及其行为。这种转变是时代的产物，它同时预示着史学这门以人事为根本内容的学科开始具备其最初的认识论特征。本文旨在论述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特征，并阐释其认识理念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致性。
    一、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
    近代学术数百年来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却较为少见，因为它本身只有在近代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发生认识论转折之后才可能出现。汉译西方史学史和历史哲学名著中，涉及古希腊历史认识的著作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它们本身在西方也颇具代表性。
    黑格尔称古希腊观察历史的方法是“原始的历史”观察法。如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行动、事迹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迹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他既然生活在他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2页。）黑格尔认为，古希腊史学家缺少反省历史的意识是因为他们写作的是自己的时代，身处这种时代精神之中，自然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种缺乏反省的历史是无法认识其时代精神的，它们只能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因此，在黑格尔的视野中，古希腊史学显然缺少足以反省其叙述对象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其历史。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着重强调古希腊史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页。 ）“修昔底德把希腊批判哲学的原理应用到历史写作中，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地方。”（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页。 ）汤普森注意到希腊历史学家与雄辩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批判地评述事实，是雅典雄辩术的一项重要原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页。 ）历史学家们注重阐明事情发生的原委，倾向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但雄辩家装作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样子，尽量隐瞒自己的情感，掩盖自己在争论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弊端也毫不例外地表现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以至最后，希腊史学陷入了修辞学和诡辩术的奴役中。
    汤普森的分析与评论最广泛地代表了古希腊史学史研究者的一般意见。虽然论述中涉及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与手段，但根本上不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状况，也就难以将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思想与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行协调，并相互印证，难以在古希腊主流思想或总体精神状况的背景下理解历史认识的理念及其成就。（注：西方史学界对古希腊史学的论述绝大部分没有超出汤普森的视野，最近的史学史新著，凯利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考察》（ Kelley,FacesofHistory: Historical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纽黑文，1998年版，第 19- 47页）中，关于古希腊历史认识方面，我们仍然看不到超出汤普森的新的思考。我国学者的论述同样如此，没有专门论及古希腊历史认识。新近张广智教授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 章《古典史学》）与吴少梅的论文《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刊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对古希腊史学的批判原则都有详细论述， 可惜没有结合古希腊的哲学认识论思想而进一步考察其历史认识的理念。众所周知，中外学界对古希腊哲学认识论思想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透彻。中外史学史界对古希腊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原因就在于史学界很少主动吸收哲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古希腊时代精神总体的背景下，去考察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的相关性甚至一致性。在这个方面有所成就的前辈是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作为一本历史哲学著作，是史学与哲学结合的产物，它代表了20世纪史学思想研究的顶峰，它的成功证明了，史学史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突破，史学史家必须在他／她研究的那个时代总体的思想、精神状况下进行研究。）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将古希腊、罗马史学合为一体进行综合评述。他根据自己设定的编年史与历史的区别来分析古典史学。“编年史限于外在的事物，记录做了什么及哪一年做的，而历史则试图理解思虑何在，理由何在。”（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克罗齐指出，优秀的古典历史学家“要求历史忠实于真正的生活，因为历史是生活的工具，是有益于政治家和爱国者的知识形式，决不顺从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的人所任意提出的要求。”（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 ）克罗齐有关历史的看法明确指示出古典时期历史学本身具有的认识方式与目的，即认识历史要进行理性的因果分析，认识历史要服务于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然而，真正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对古希腊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典范是柯林武德。（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 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65页。）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古希腊史学置于当时整个思想背景之下来理解。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柯林武德强调利用古希腊思想中“真知”与“意见”的区别，来判断历史在知识论中的地位，并分析在反历史的希腊思潮下，历史学如何成为可能。柯林武德的分析得益于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深入了解。他解释说：“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希腊人使自己的第一个目的面对着，并使自己协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永久性乃是不可能的。这种承认人类事物中的变化的必然性，给了希腊人对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敏感。”（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54页。）柯林武德认为，希腊人将历史过程看作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自由意志进行改造的。在根本上，历史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这意味着，在古希腊人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只是为了最终获得具有永恒性的知识，让历史做着经验、知觉的收集和描述工作。尽管历史具有教导的价值，但它们本身不是知识，因为其特殊性无法使它们得到证明。
    柯林武德以修昔底德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他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学是一种心理历史学，即它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为了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证实心理学规律。这种规律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不变法则，具有永恒不变的形式。（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当心理学规律被证实后，反过来，它便作为一种普遍性，可能用来解释不同的历史事件，这就使古希腊人具有了以反历史的方式认识历史的可能。
    20世纪对希腊史学研究造诣颇深的史学史家还有莫米格里亚诺。他认为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完全由一种“变易意识”支配着，其目的在于，通过描述过去的变化来帮助后人认识其原因、预测未来相类似的变化的结果。（注：请参见莫米格里亚诺《传统与古典历史家》（Momigliano，“Tradition and the Classical Historian”），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1卷，1972年，第279-293页。）可见，希腊史学具有一种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认识功能。莫米格里亚诺还指出，以往人们认为古希腊人持循环论的时间观，而希伯莱人持线性时间观，事实并非如此，从希腊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我们找不到循环论的踪影。真正使希腊历史编纂区别于《旧约圣经》的不是他们的时间观念，而是对事件连续性的态度、证据的种类、记忆过去的意义，以及历史与预言的关系等等。（注：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刊于《历史与理论》专号第6期，1966年，第1-23页。）古希腊历史认识中的种种特点，面向过去表现为寻求事实的真实性，面向未来则想预言诸事件的结果，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