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特殊的事件之所以特殊，只在于它们更容易充当要说明的一般规则的证据。一般规则不但是认识的目的，事实上，它们还是认识的前提与选择事件／事例的标准。那些更容易说明世事无常或人性不变的事例，也更容易得到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垂青。（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4页。）很明显，此处会引出一个是证据还是论点于时间上在先的问题。仅仅从希、修二人所作历史文本的层面上看，似乎是由证据归纳、推论，最后得出论点或观念，实际上，从写作过程上看却恰恰相反。论点在先是使事例／证据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这是因为两位历史学家在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业已证明或信仰他们在文本中即将阐明的一般规则。他们通过历史叙述所要做的，不如说是想将这种日常生活中认识到的理念普遍化，用它来解释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满足人们认识世界本质的要求。
    4.关于因果关系与历史解释
    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在文本中都强调要记载事件发生的原因。希罗多德写作“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修昔底德也格外强调要真正确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因此，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地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9页。）
    在两位作者的现实之中，他们看到的是不断出现的结果，而原因需要寻找。只有提供了原因，结果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果关系及其在史学中的利用是促使古希腊史学成就其辉煌的重要因素。它奠定了古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意图进行历史解释的重心。根据希、修二人的经典文本，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注重通过发掘、利用因果关系来进行历史解释可能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原因的存在是以结果为前提。一般人的意识中，先因后果代表了读者阅读、理解历史文本时遵循的逻辑顺序，以及接受事件过程的时间顺序。然而，对于文本作者而言，恰恰相反。修昔底德只是在明确写作的最终目的、直接面对战争导致的各种结果之后，才开始他的解释，并为自己已经得出的结论，到结果出现之前的事例中搜寻证据加以论证。
    其次，原因的解释是以回忆或想象为基础。既然原因是在结果已经确定之后被构成的，那么作者在陈述、阐明作为原因的事件时，事件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而是以回忆或想象的方式呈现。因为在结果出现时，原因一定已经不再是当下的了，它只能通过回忆和想象到场。当然，无论是回忆还是想象，它们都是以感知为基础。希、修二人从事件的亲历者那里取得证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修昔底德这位战争参预者本人有着对战争的感知，在他写作时，存在着的也只是回忆。因而，叙述能够再现的并非能够再次客观感知的实在，而是一种基于感知的想象的实在。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这种想象的实在是其确定的依据和基础。
    再次，原因在它被构成的同时，简化了复杂的历史现象。由于因果解释总是人们阐明事物发展与变化的最一般方式，因而确认原因的过程往往也是做出判断的过程。人们在对同一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可能会有多种意见。这在希、修二人的著作中不难找到例证。然而，无论是作为评论者的希罗多德，还是作为“真理”宣读者的修昔底德，都只给一个结果提供有限的原因。历史现象原生的复杂性与因果解释的简单性显得极不对称，这说明人们在确认一个特定历史结果产生的原因时，存在着选择与判断，即将多因素的历史现象加以简化，也使读者能够更为明确、直接地认识历史。当然，简化后的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人们认识事物之间更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因果解释是否圆满和有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示出这种历史解释能力的高低。
    最后，如果因果解释最终是为了说明某种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在文本中将表现为一种被简化的抽象物。例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他最终要说明的一般规则（也是他的史学观）是：人性支配着过去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人性的永恒性确定了这两种时态中发生的事件的类似性。据此，它为读者阅读历史、令历史施展其作用和价值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修昔底德说明的规则本身是一种需要进行解释的结果，那么原因的总体便是由他提供的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解释所构成。此处存在两个层次的因果解释，即事件的因果解释与规则的因果解释。在文本中，前者是后者之因，后者被解释或表现为根据前者而获得的抽象物。然而因果解释在确定有限原因时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化，决定了规则只能是一种被双重简化了的抽象物，这种双重简化，一是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二是在对规则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或忘记了规则是双重简化的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也是某些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多武断的言论表示不满的原因所在。
    尽管今天我们有理由指出古希腊历史认识中那种颇为幼稚的理念，然而，作为西方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仍然指示了整个西方历史认识发展史不可回避的要求，即必须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理论来接受历史、解释历史，最终指导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历史学家敏捷的思索已经带领人们领略了西方历史认识最崇高的理想，差别仅在于，人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手段和措施来实现它。古希腊历史学家开了先河，而不同的时代都将进行不同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