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希腊历史认识分析 在《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公元前9 世纪中叶)的《工作与时日》中,一种关注人的眼光正在悄然产生,它们通过人性化的神,表现出人类本身具有的喜、怒、哀、乐,并努力想说明事情的真相。赫西俄德写道:“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还有你,佩耳塞斯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事情的真相显然被赫西俄德及其同时代人看作了判断的前提。 毋庸置疑,古希腊历史认识的最高水平主要反映在希罗多德(约前484-430/420年)和修昔底德(约前455-399年)的著作中。 他们对事情真相的不懈追求较之赫西俄德更为强烈,目的也更为明确,效果更佳,而且有了特定的方法。下文中,我将完全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代表分析古希腊历史认识。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1卷开篇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其一,希罗多德发表的是“研究成果”,即它是经过研究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的产物;其二,发表这种“成果”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其三,历史应该记载下来的东西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这说明在记载之前它们经过了选择;其四,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事情的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我们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的观点逐个分析。(注: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可参看拙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关于获得“研究成果”的认识方法 在《历史》中,许多相同的事件被不同的表现者加以渲染,希罗多德在其中是作为一个“转述者”和“评论者”而存在。他将不同人叙述的历史表现记载下来,这些表现往往只是一种感知的回忆。事实上,尽管希罗多德将不同的历史表现并列在文本中,也无法从其内部得出某种确定性的判断,从而获取一种唯一正确的历史表现,即客观的实在。希罗多德深信,“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既然如此,他就只能根据自己所见的内容给出有限的评论与建议,而使他人所见的经验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评判的权力留给读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一般人很少这样去做,但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在这个方面,希罗多德无愧于西方“历史之父”的称号。 同样是要提供研究成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与希罗多德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18页。) 这种不同产生的根源在于,修昔底德在写作时已经先期相信存在着一种只有通过“仔细考核”才有可能发现的“真理”。他既不像赫西俄德那样简单地将某些个人感受信奉为真实情况,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在文本中以存疑的态度陈列大量个人或集团的感受。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不同看法的评论者,那么,修昔底德则是一个“真理”的宣读者。后者确信,经过他的仔细考核,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页。)这一点,与修昔底德对证据的理解有直接的关联。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他的所有立论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这些证据虽然以当事人亲口所说的话为基础,不过它不是原始言谈本身,而是诸多言谈在被质疑与批判后加以综合的产物。我们无法了解修昔底德对这些言谈进行批判、取舍的标准,因为他只为我们提供最后的结果。但在历史认识上,较之希罗多德,他的确将诸种由感官(主要是眼睛)摄入的经验、信息加工成了一种基于理性的证据。修昔底德这种包含着推论、判断的历史表现,促进了历史认识的发展。它更有利于将复杂的历史现象概念化,更易于显示出历史的“真实性”,自然,它得到的结论,也比希罗多德那些基于经验陈列方法而添加的个人评论更具独断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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