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批评者认为，新孤立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它忽视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动机，纽约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杰明·施瓦茨（Beniamin Schwarz）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将国家的对外政策误解为只在“危险”来临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但事实不仅仅如此。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要创建并保持一个所谓“全球自由主义的经济王国”，而不是战胜苏联的威胁。他指出，“在历史上，为了保护国际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必须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以便它们无需执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或者组织贸易集团以改善它们的相对地位。”[16]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责任去保护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美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批评者指出，美国是一个大国，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商业与经济利益，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外的存在能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共和党人马尔科姆·瓦洛普（Malcolm Wallop）坦言，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外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施舍，而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17]。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对于美国来说，在试图保持全球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军事大国是不明智的”[17]。
    针对诺德林格等孤立主义者关于用外交压力与经济制裁代替军事手段对付侵略者或“麻烦制造者”的提法，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方法需要盟国高度的协调一致以及目标国家容易屈服于经济制裁。而一个对国家福祉漠不关心的残酷政权往往能对经济制裁进行长时间的抵制。说到底，用武力或武力征服对付那些嗜好侵略、扩张的国家比采用其他手段更有效。
    五
    新孤立主义一再要求美国应撤回在西欧的驻军和原子武器，将北约交给欧洲人，让西欧承担自己的防务。反孤立者认为，鉴于欧洲形势的变化以及欧洲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美国不能丢下欧洲不管。欧洲还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首先，欧洲的力量均衡仍需要美国来维持。历史上，欧洲的势力均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重新确立。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被打破的欧洲均势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几乎无法维持。冷战期间，美苏间的均衡保证了欧洲40多年和平。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均势再次被打破。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德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欧洲大陆惟一可以与德国抗衡的国家是俄国。但俄国因国内问题严重，一时难以在欧洲扮演一个积极而强有力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继续在欧洲维持力量均衡。其次，冷战之后的欧洲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过去，由于面临着苏联的威胁，西欧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经济上也相互合作，加上美国在西欧霸主地位的存在，导致了西欧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而东欧在苏联的严格控制下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局面。冷战后，欧洲分裂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被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所压制的民族、种族矛盾不断爆发。德国的统一与强大，使欧洲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不少人预言，历史上两个敌对的大国德俄之间将会产生新的紧张关系。再次，俄罗斯仍有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苏联解体后，作为前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政局不稳定，民族矛盾加深，经济势力不断下降。但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军事遗产，它仍有能力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甚至世界事务进行干预。俄罗斯的核力量依然强大，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美国尤其担心俄国国内改革失败后极右翼势力上台，俄可能重新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最后，尽管美国与西欧之间在冷战之后的矛盾在扩大，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防务等方面互有需要，西欧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基于以上考虑，美国决策者们感到美国仍有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必要，因而极为关注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布什在对欧洲政策的演讲中强调：“我们决不会忘记，保持欧洲的和平就等于保持美国的和平。”[18]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说得更为直率：“对于我们的危险，我们已认识到，每当美国不在欧洲有所作为时，灾难往往随之发生。”[19]克林顿在访问欧洲时明确表示：“欧洲仍是美国利益中心所在，我们的安全核心仍是欧洲，这就是美国对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仍像以往任何时候那么有力的原因所在。”[20]
    六
    孤立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同样需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亚太地区的崛起，亚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美国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不得不对亚太地区予以高度重视。与在欧洲的情况一样，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美国需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稳定这一根本目标，相反，在亚太地区存在冲突与不安全的可能性要大于欧洲。第一，亚洲国家对日本不断增加的防务开支以及对政治大国地位的强烈诉求深表担忧。90年代初，日本海部首相积极提倡日本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为世界作贡献”。1995年宫泽首相强调“日本要为世界新秩序作贡献”的思想。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历史黑锅不应再背，“道歉外交”应该结束，“日本外交必须尽早从小国外交政策转变为大国外交”[21]。而亚洲国家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犹新，对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表示不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发表评论说：“遗憾的是，与德国人不一样，日本一直掩盖与不坦白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的暴行及实施的恐怖行为。”[22]第二，一些分析家认为，在亚洲存在的最大威胁是日本与中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将在各个方面对日本提出挑战，从而导致更危险的冲突。尽管冷战后的中日关系重要性日趋上升，但相互的信任感日益下降。日本要员公开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领土政策可能会成为亚洲不稳定的根源；一些舆论甚至大肆叫嚣“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对日本近年来具有进攻性的安全防务政策表示不安。第三，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少领土上的争执，如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争执；日本和中国之间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日本和俄国关于北方四岛问题；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暹罗湾的争执；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等。第四，与欧洲相比，亚太地区的稳定缺乏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势力的均衡和多边合作的传统。在欧洲，德国的力量可以受到它的邻国法国、俄国以及英国的制约。而在亚洲，势力的不均衡乃是其“地缘政治地图的自然特征。日本的经济实力使周围邻国相形见绌，中国的强权同样与该地区许多国家明显的不相称”[23]。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美国国内许多人认为，美国仍有必要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干预亚太事务，在亚太地区扮演势力均衡者的角色，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与安全。美国学者卡拉汉指出：“冷战后东亚地区不稳定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不稳定缺乏固有的遏制机制，加强了政府内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这样一种共识，即美国应当保持它在该地区冷战时期的主导地位。”[24]布什政府的国防部次长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承认，美国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除了执行冷战使命外，一个长久的意图就是担当地区均衡者的角色并确保“没有单独哪一个大国构成军事上的明显优势”。他预言，“如果美国减少在该地区的义务……将会造成一个其他国家不得不或者觉得有必要去填补的安全真空，这样就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以及可能的军事冲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