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容成氏》和《唐虞之道》体现了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情形，然而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肯定两种学说孰先孰后，也无法完全断定两者之间是否有承继性、是否相互影响等问题，只能将它们视作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支脉。仔细考察两种禅让学说，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形式方面存在差别，在思想内涵方面亦存在不同。
    首先，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并不相同。战国时期禅让学说的兴起与社会中盛行的“尚贤”理论相密合，禅让学说应是尚贤理论向一个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容成氏》、《唐虞之道》都有关于“尚贤”的论述。《容成氏》记载古帝“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尧“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说明古之天子皆尚贤而让贤。《唐虞之道》则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尊贤故禅”，“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禅天下而授贤”，讲明尧舜尊贤而行禅让。可见，禅让学说与尚贤理论紧密关联。然而，《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中的“尚贤”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容成氏》讲尚贤，一方面的含义是天子传位于贤者，如尧传舜；另一方面的含义，则是天子任贤使能，如尧考察贤才而任用之。其所谓尚贤，既包括天子禅让，又包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而《唐虞之道》所讲的尚贤，则有特定含义，其谓“尧舜之行……尊贤故禅”，“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在这里，尚贤与禅让紧紧相连，尚贤已由普遍的尊贤使能转化为狭义的将君位传于贤者，尚贤的含义几与禅让相对等，与君主举贤使能没有太多的关联。因此，《唐虞之道》中虽有尚贤的表述，但它所说的尚贤强调的仅仅是君主让位，与禅让为同义语，与《容成氏》中广义的尚贤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二者所表现出的“让”的观念也不尽相同。“让”的学说在春秋时期非常发达，战国时期的禅让理论应部分上承春秋时期“让”的学说而来。《容成氏》中“让”的观念即占有一定的地位，是篇谓尧“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一方面是在上位者的“让”，另一方面是贤者之间的雍容揖让，总之，《容成氏》特别强调人们相揖相让。应当说，“让”是禅让学说中很重要的内容，就《容成氏》来说，天子让位与贤者之间的揖让应当是禅让学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但是，在《唐虞之道》中，却看不到有关“让”的论述，整篇没有“让”字，它不讲求人们之间的相互揖让，而是径直要求在上位者的“让”，这与《容成氏》特别宣扬的“让”，已然有别。其所以如此，或果如时人所说“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3]（《八说》），剧烈的社会变革，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让”几无存留之地。
    总之，《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代表了战国时期禅让学说不同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的思想内容，这使我们看到战国时期的禅让学说有其复杂性。这个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尽管二者都宣扬禅让，但由于它们对“尚贤”及“让”的理解有所不同，从而最终的着眼点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容成氏》中“让”的因素比较浓重，与古代“让”的传统也更为接近，对禅让的论述以讲述古史和对理想社会的描述而展开，其禅让学说表现出“劝”的特点。相形之下，《唐虞之道》缺乏“让”的论述而过分强调君主让位，与《容成氏》所体现出的“劝”的特点并不相同。
    三
    以下再来考察《容成氏》及《唐虞之道》的有关内容及禅让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流布情形。
    《容成氏》中记载不少古史传说，其中一部分传说并不为我们所熟悉，如上古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等皆行禅让，这在传世文献中并不得见。《容成氏》还记述了尧如何得帝位之事，此事亦不见于史载（注：关于尧得天下之事，《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载尧“生而神灵……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并未明其如何成为天下之主的。《容成氏》虽然也未明言于此，但却指出尧居住于丹府与藋陵地区时，“贱（贱）施而时时，赏不劝而民力，不型（刑）杀而无盗恻（贼）。于是乎百里之中，率天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第254-2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竹简文字中也很有一些内容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如简13记载“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这在《墨子·尚贤》及其他文献中都有记载。又如简14记载尧“三从舜于畎亩之中”，《孟子·告子》下则曰“舜发于畎亩之中”，《万章》下记尧“以养舜于畎亩之中”，《荀子·成相》曰尧“举舜畎亩”，《韩非子·难一》之记载也与此类似。再如简24记述禹治水时“不生之毛”，禹治水的艰辛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韩非子·五蠹》及《庄子·在宥》等，可以说，《容成氏》中一些古史传说内容是广为人知的，在传世文献中也多有佐证。
    《容成氏》所述古史传说的另一部分内容虽不为人们所熟悉，但却基本上能和传世文献相印证，这可举出如下几例：其一，简4记载行禅让的上古君王“不赏不罚，不型（刑）不杀”，简6记尧时“赏不劝而民力，不型（刑）杀而无盗恻（贼）”，《庄子·天地》记载伯成子高歌颂尧曰：“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与上述竹简所记内容略同。其二，简32记载禹时“德速衰”，认为至禹时，古之先王德行开始衰落。关于这一记述，《孟子·万章》记万章问孟子“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庄子·天地》记伯成子高告戒禹谓，至禹而“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吕氏春秋·长利》也有类似记载。由楚竹书和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看，至于禹而德衰是战国时期人们比较普遍的一种观念。其三，简22记载“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讼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是说禹在朝中设鼓，以听民之讼告。这一记载比较具有细节性，但也能够与传世文献对照，《管子·桓公问》曰“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与《容成氏》的记载有类似之处。总之，《容成氏》所录与战国诸子所记能够相印证之处，说明应当是流传于战国社会的观点。
    另外，《容成氏》还记载了舜时诸多贤才居官之事：“后稷以为盈……皋陶以为李……夔以为乐正。”[1]《唐虞之道》也有这方面的记载：“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皋陶内用五刑。”[2]传世文献中，舜选贤与能之事多见诸记载，如《尚书·尧典》、《孟子·膝文公上》、《大戴礼记·五帝德》等。所不同的是，《容成氏》、《唐虞之道》以及《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记诸人服官均为舜时，而《孟子》则以为在尧时。顾颉刚先生曾以《孟子》所记证《尚书·尧典》为晚出[4]，现在由《容成氏》及《唐虞之道》的内容来看，诸人居官在舜之时也是当时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此点非必能够证明《尧典》的时代问题。但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有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一定存在着不同的传授系统与版本，《容成氏》、《唐虞之道》、《尧典》、《五帝德》及《孟子》对于古代传说记述的不同应当是各有所据、各有所本。尧舜禹的故事曾盛传于战国社会，且存在多种多样的版本，诸子按其所需，将其纳入自己的论说体系。《容成氏》中有些内容可与传世文献比照，有些则不见于传统文献，有些则同为一件事，在出土竹简及传世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正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