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虽然苏俄对外政策自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起发生了基本变化，但只是到斯大林掌权时期，它才真正完全、或近乎完全按照政权和国家的安全需要来规定（即以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理想来规定）。这样的对外政策是为经过党内激烈斗争而确立的新的苏联大战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服务的，而这一大战略的无情贯彻造就了苏联国力的突飞猛进。列宁去世后，在党内有很高地位和相当威望的托洛茨基鼓吹他一向持有的“不断革命论”，并且得到曾经批评这一理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领导成员的支持（注：见周尚文：《俄共（布）党内托季联盟的出现及其失败》，载于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205页。）。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必须在全世界大力组织和支持革命运动，甚至不惜以苏联本身的安全为代价，以便激发终将导致世界革命的新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然而，特别讲求实际的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浪潮早已退落，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重新到来。苏联必须、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独自建成社会主义，使自己强大得足以经受住难以避免的未来战争。
    斯大林解决了如何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是实行以迅速加强苏联国防力量为直接目的的国家急速工业化和农业强制集体化，依靠国家强制无情地剥夺和牺牲农民，无情地压低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用由此取得的巨大资源来发展军事--重工业。“彼得大帝的事业在一个全新的层次上得以重演，靠的是他所用的同一种办法--将最现代的西方技术嫁接到顺从的东方人体材料上。”（注：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1962），p.252.）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估量、个人专权欲望和病态猜疑心理一起发生作用，驱使斯大林在30年代中后期进行大清洗。成千上万官员和普通公民被送上刑场或投入监狱，而关押上百万冤者的劳改营体系成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斯大林去世时，全苏共有252.6万余名囚徒。见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26日。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所有这些使苏联人民遭受了不易想象的巨大牺牲。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斯大林的大战略导致苏联国力剧增。在1928年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大半由于重工业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猛增近3倍，工业产量猛增4倍多。在此基础上，国防开支从1930至1938年猛增6倍半，其绝对数额远远超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96,299,323-324.）。斯大林使得一个经济和文化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转变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兴工业大国，保证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和胜利，并且由此成为美国之外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说，斯大林及其治国模式的功绩和过失难以分离，互为因果（注：参见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New York,1985），pp.93-94.）。
    四
    苏联国力突飞猛进，但同时有其严重的内在虚弱，这同谋求安全这一目标一起，决定了斯大林的外交。强制性集体化造成农业的大破坏，食物生产量长期赶不上沙俄时代；工业方面经营权的极端集中和计划的刻板导致产品难以更新，生产往往失调；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因大清洗而严重短缺，经济技术发展所需的创新精神和个人主动性因政治恐怖气氛而受到非常严重的阻碍。难以置信的是，农业以外最虚弱的竟是被斯大林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国防系统。军内大清洗使红军丧失了约90%的将官和80%的校官，屠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流军事家几乎统统被处决。其结果是就军事力量而言，“俄国在30年代结束时比它在5年或10年前弱得多，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都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武器生产，并且变得更具侵略性”（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25.又见Rice,"The Making of Soviet Strategy,"pp.668-669；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国家的内在虚弱使得斯大林差不多将防止或避免对苏联的战争当作最高国策。对他来说，苏联是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力量竞赛，在通过最大规模地扩充军备以至比德国强大以前，它处于一个凶兆丛生的“危险时段”。1934年初，他在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向上台不多久的希特勒试探友好（注：Leonard 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2nd edition（New York,1971），p.486.）。尽管从斯大林的观点看，同德国结成权宜的伙伴关系要比同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这么做更有好处（注：Ibid.,p.487.），但希特勒外交随即开始显示的反苏态度促使斯大林转变方针，谋求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阵线来遏阻德国。1934年秋苏联加入国联，在其讲坛上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成了依靠集体安全来防止和制裁侵略的最坚决、最一贯的呼吁者（注：参见Henry L.Roberts,"Maxim Litvinov,"in Craig and Gilbert eds.,The Diplomats,1919-1939,v.2,pp.344-377.）。不到一年，苏联先后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互助盟约。稍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人民阵线方针，各国共产党争取同任何反对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政府、党派和个人合作。然而，苏联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大实效。英国政府对苏联怀抱顽固的敌意，张伯伦首相任内尤其如此。在这位浅薄、卑俗的商人国务家看来，欧洲需要的是一个旨在对付直接和间接的“苏联威胁”的英德法意四国协调，而不是反对德意的联合阵线（注：Andreas 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Cambridge,Mass.,1981）。p.60.）。在法国方面，对英国的依赖和对德国的惧怕合成作用，使之同样消极对待与苏联的合作问题，法苏盟约无异于一纸空文。此外，苏联一边也存在重要的妨碍因素：大清洗既严重恶化了它在西方的政治形象，增添了那里的反苏派别的说服力，也使得它的军事能力、因而作为抗德盟友的价值受到严重怀疑；它那惯常的僵硬刻板、迂回暧昧的谈判方式加强了谈判对手原已根深蒂固的对苏不信任观，以致有历史学家不无理由地认为，这是双方“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威胁面前结成最后时刻权宜婚姻的主要障碍”（注：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p.80.）。
    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国际局势在斯大林看来非常危险：希特勒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东进野心，英法则不仅一味姑息，而且很可能将德国侵略祸水引向苏联。此外还有日本在苏联远东边境的军事存在和武装挑衅，这使苏联有可能陷于同时在东西两端同两大强国作战的可怕境地。为了消除或大大推迟对苏战争危险，斯大林这位外交方面的“超级现实主义者”（注：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333.）决心比5年前更着力地尝试苏德接近，尽管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希特勒多年来最一贯的口号之一。对斯大林来说，与德国交好（即使是纯粹权宜性的）还有着非同小可的正面好处：可以同德国就他所想望的东欧领土（尤其是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做交易，那是他不可能从英法那里得到的。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讲坛上向希特勒发出了明确的试探信号：苏联不会让“惯于要别人为之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拖入冲突”，苏联愿意同一切对苏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注：Ibid.,pp.338-339.）。事实上，慕尼黑协定一经签署，德国政府就料到苏联将采取“较为积极的对德态度”（注：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p.491.），而在消灭波兰的计划确定后，希特勒更是急于同斯大林达成协议，以保证苏联的中立甚或合作。7月底，德苏双方开始了那一次又一次地由历史学家们叙述的接触和谈判过程（注：苏联所以与此同时和英法进行毫无成果的军事互助谈判，主要是为了防备苏德做不成交易。在这一谈判中，英法代表团的从容不迫和漫不经心恰与苏联方面同样的状况相对应。），其结果是一个月后签署的众所周知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从斯大林的观点看，这一结果确可称作他的绝妙高招。它给了苏联至少一段和平时间以利备战，同时又将波兰东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划归苏联控制，从而使它获得了辽阔的西部安全缓冲地带。不仅如此，“局势已经扭转过来，现在要看西方国家是否会抵抗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如果它们信守自己的宣言，结果就将是一场俄国可以袖手旁观的冲突，其前景是它的所有敌手都互相大大削弱，如果不是互相整个摧毁的话”（注：René Albrecht-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New York,1973），p.538.）。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很难得出与如下断言全然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或可称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使希特勒不用害怕两线作战。而且，也很难将斯大林的这番作为同英法的绥靖政策在道义上等量齐观：英法毕竟没有象苏联那样伙同德国瓜分小国；它们在慕尼黑的可耻退让是为了防止战争，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60.），而苏联却不惜以英法和德国间必然爆发战争来谋取自己与德国间的和平；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法不再容忍其侵略，并为波兰对德宣战，而苏联不仅容忍、甚至以物资供应等方式帮助了这些侵略（注：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1982），p.352.），直到它自己遭到德国进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