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爆发是世界格局划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关键事态，因为它导致苏联在战争结束时拥有超过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巨大权势。希特勒其时进攻苏联的根本原因，除了他的种族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和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野心外，在于对苏联潜力的过低估计和随着对英战争受挫而来的新战略盘算。使得他犯下这一致命的低估错误的因素包括：在精神文化意义上对“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卑视，那是他从种族帝国主义论说家、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苏联制度和政权异常脆弱的信念，这直接来自极端的反共偏见和反共妄想；由两项事实--红军的各级军官因大清洗遭到极大损伤和它在苏芬战争中表现不佳--引起的谬见，即苏联在军事上虚弱不堪。所有这些让希特勒相信他可以在三、四个月内彻底打垮苏联，后者的军事机器“不过是个笑话”（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p.80-81、88.）。至于他的战略盘算，起初是先打败法国并迫使英国认可他有权独霸欧洲大陆，然后以被征服的中、西欧为基地进攻苏联。但是，英国在美国援助下顽强抵抗，使得他在发动对英空中打击后不久便改变初衷，决心先行征服苏联，而后凭欧陆（连同其外围即近东、北非）纳粹大帝国的既成事实迫使英美就范（注：Ibid.,pp.81-82,89.）。
    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自然是它在这场战争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宏伟国力。在开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斯大林的战略误算使苏联远不具备足够的应战准备，加上德国战争机器在质量方面的显著优势（注：迟至1944年，苏军每消灭一个德国兵仍须丧失5至6名战士。见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49.），苏军之节节溃退几乎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发动对苏进攻后仅11天，德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就认为再有两周就能赢得全胜，希特勒本人稍后也稳操胜券似地把注意力转向制服英美（注：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90.）。然而不出一个多月，哈尔德便已沮丧地发觉苏联有着似乎不可穷尽的兵员来投入战场，无论德军粉碎多少苏联部队，希特勒则大致同时告诉身边的亲信，征服整个欧陆并同英国达成有利的妥协大概需要一代人以上时间（注：Ibid.,pp.93-94;Theodore Ropp,War in the Modern World（Durham,N.C.,1959），p.366.）。在巨大的人力资源之外，苏联还拥有一项至少同样紧要的国力要素，那就是使得任何外来军事征服企图难以持久的最为辽阔的幅员。这一就防守而言几乎无以伦比的地缘战略优势条件，使得老毛奇首创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略战术家们创造性地继承下来的那套战法--工业化时代速决速胜的大规模运动歼灭战--在苏联境内终于完全失败，虽然先前它在纳粹对波兰和法国的战争中取得了极大成功（注：Gunther E.Rothenberg,"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p.296-297.）。苏联的宏伟力量还在于，它就重武器、特别是关键性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生产数量而言远远强于德国：例如1941和1942年它的飞机产量超过德国约14000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能依凭约4000辆对2700辆的悬殊的数量优势来战胜德军（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49、352、354.）。正是这对卫国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至关重要的军事物质力量的由来，构成了斯大林治国模式的历史功绩一面，因为正如一位苏联学家所言，“斯大林的忧虑，即苏联社会和经济的所有各部分（工业、农业、党、青年组织、报纸等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当为一场同妒忌的外国强敌的殊死搏斗做准备，确实有助于总的大战略。在许多方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他的动员全国备战这一观念的胜利”（注：Rice,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p.152.）。
    六
    苏德战争的主要结果之一，是苏联西部边界的大幅度西移和它对东欧控制权的确立。它们对斯大林来说，可称为维护国家和政权生存之外最重要的战争目的。他认为，俄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先后遭到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和纳粹德国的凶猛入侵，濒临战败边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俄国西面缺乏足够的缓冲地带，在于西面邻国过于弱小或敌视俄国而成为西方大国入侵的通道甚或帮凶，因此确立西部安全边界和确保东欧各国对苏友好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
    在对德反攻越过苏联边境后，斯大林同丘吉尔相似，相当大程度上从关于战后欧洲的地缘政治目的出发来考虑军事战略。他力求以非常庞大的优势兵力，在非常漫长的战线上向西横扫德军，以便尽快占领尽可能多的地区。用他对一位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话说，在这场战争中谁占领了一块领土，谁就必定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诸其上（注：Kissinger,Diplomacy,p.417.）。不过，同样为了战后政治目的，他可以放慢苏军推进速度，坐视发动华沙起义的异己政治力量--在该城市的波兰地下军被德军摧毁，虽然苏军当时要迅速解放华沙确有相当困难（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他尽可能不让亲西方的波兰政治家参与战后波兰的治理，派员以最后通碟方式变更受到罗共强烈反对的罗马尼亚政府，阻止美英两国插手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管制事务。所有这些甚至使一向按照美苏合作来构想战后世界秩序的罗斯福也在去世前不久说“我们不能同斯大林共事，他违背了他……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7-79、93、104-106页。）。
    罗斯福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他的角度看，虽然他已向斯大林作了重大让步，却未得到说过得去的回报：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改变先前立场，向斯大林表示不反对苏联实现其领土变更要求，但希望苏联允许将被苏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度；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以其关于波兰东界的决定和贯穿自由选举原则的《关于被解放的东欧的宣言》，正式确认了德黑兰会议的私下谅解（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93-94页。）。起决定作用的是一项根本性的军事-政治现实，那就是对德战争使苏军进占东欧，苏联据此重新获得从苏德条约缔结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兼并的所有领土，外加东普鲁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下喀尔巴阡地区，同时建立起对东欧的基本控制。
    然而，这些只构成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巨大权势和超强地位的一部分，此等权势和地位虽然因战争给苏联造成极为惨重的人口牺牲和经济破坏（注：详见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62; Melvyn 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Stanford,Calif.,1991），p.5.）而大打折扣，但仍然无可置疑。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取回1905年丧失给日本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兼并千岛群岛，并且绰绰有余地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特权；它控制着德国、奥地利的苏占区，在朝鲜半岛北半部驻军并帮助确立了拥护它的政府；德日的战败、英法的严重削弱以及欧亚大陆许多国家由大战激发或加剧的内部动荡，为它提供了很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那是俄国在历史上极难得享有的；它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即使经过将其砍削大半的战后复员，仍然在兵员和坦克、飞机的数量上独占鳌头。不仅如此，战后不多久斯大林就废弃了为动员和团结全民进行卫国战争而采取的宽松政策和鼓励政策，重新贯彻其战前的治国模式（注：Robert Cong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New York,1991），pp.269-278.宽松政策主要是松驰对民众的行政强制，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的肆意妄为，鼓励政策则指用种种方式鼓励人民相信，战争开始后苏联将开始一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公民权利逐渐增多的新时期。），如此便提供了“国内纪律和绝对顺从”这一苏联国力的要素（注：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364.）。总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拥有了欧亚大陆上首屈一指的权势，有如经过拿破仑战争，俄国拥有了近乎同等的权势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