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汉语言文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词形、语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词，由于声调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1]（P213），这就对人们读前朝史书增添了困难。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传述事实，证发文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讲述其得失，补注其缺漏，积累了丰富的史注方法。这一时期的史注数目很大，达30余种，1000卷；种类繁多，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内容丰富，涉及纪传体史书、历史地理、笔记杂志等类史书；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2]（P174）史注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注体史注
    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
    注体史注在编年体、国别体、历史地理及笔记杂志等类体裁史书中也大显身手，著名的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韦昭《国语》注是现存较早的史书注本，《国语解叙》云：“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源，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不仅注释文字，还疏通大义，深得汉人注书义法，宋代宋痒《国语补音叙录》说：“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名学。”北魏后期郦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经》为蓝本，广罗地理著作及地图，并且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资料，撰成《水经注》40卷，将《水经》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经过，以及历史事迹、风土人情、山川形胜都做了生动而翔实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赞《水经注》：“片言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书达400多种，宋人高似孙《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评确，有不言之妙……所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除以上三书外，这一时期的注体史注还有：三国吴虞翻、唐固等的《国语》注，《三国志·虞翻传》云：虞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唐固传》：唐固“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西晋陈寿《季汉辅臣》注、挚虞《三辅决录》注，见《史通·补注》；西凉刘昞“注《周易》、《韩非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刘孝标《九春春秋钞》注，见《通志略》；南朝梁时刘彤《晋纪》注，《南史·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东晋郭璞《山海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