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厚的史学遗产中蕴含的爱国精神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它无疑是一种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有别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对一个民族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精神文化既非外来移植，也难自动生成，而往往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浸润、积淀的结果。中国古代丰厚的史学遗产无疑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培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尊史》），就是告诉人们要通过学习历史来增长智慧，把握未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过故洛阳城》），说的也是从历史中可以吸取治国安邦的经验。传统史学对历代治乱兴衰的总结，对经世精神的重视，对忧患意识的强调，为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治国安邦、资政育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非常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史载周公在辅佐成王时，对夏、殷二朝灭亡的教训就十分重视。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他不仅从前朝历史中总结出“明德慎罚”这样宏观的政治思想，还总结出“罔敢湎于酒”（《尚书·酒诰》）、“罔厉杀人”（《尚书·梓材》）等具体的政令。翻开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各国主持变法、推行新政的重要人物，其主张虽然是对前代政治的反动，但同样也是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秦统一后，以秦始皇为首的政治家集团对统一帝国内推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公开的、激烈的争论，而最终否认分封制，采取郡县制，正是秦始皇、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汉初刘邦开始以“马上得天下”自居，并欲在“马上治天下”，鄙视儒生，拒绝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但经叔孙通、陆贾等人的说服，他终于改变了思想，并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这种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思想，影响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施政方针，与“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也与君臣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分不开。唐初名臣魏徵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554）通过研习历史，他不仅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史学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是史学家在历史编撰过程中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而杰出的政治家又总是能够从中发现深刻的哲理，为治国、理政、育人等政治实践服务。
    其次，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选拔通经史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早在察举制盛行的两汉时代，政府就非常重视士人对历史的学习，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服务于国家。虽然汉代及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式上注重的是经学，但“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经学本身就是史学的一个部分。无论传统的人才选拔有多少弊端，但重视经史的学习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士子们诵习经史，才使得他们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并培养起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循吏传》、《儒林传》及其他列传中，通经史而入仕者不乏其人。他们入仕后的行政风格与通过学习法律入仕或经小吏而升迁入仕的官僚大不相同，给朝政带来许多新气象。如蜀郡守文翁，通《春秋》，“仁爱好教化”，首开汉代郡国立学校、布教化之先河。龚遂“以明经为官”，在职期间，“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他们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行为，无疑与他们的知识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汉代以降，史学的这个功能依然绵绵不绝。从制度层面上看，后赵石勒在大执法下专设史学祭酒（《晋书·石勒载记下》），是史学列为官学的标志之一。刘宋时，还出现了由国家建立的第一所史学专门学校。习史之风的盛行使南朝取士标准出现了偏离经学、趋向文史的倾向。在唐代，“史学”更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独立科目。这些都使史学及通史学的人才在为国家、社会服务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再次，人们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受到熏陶，培养起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价值观，养成心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为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东汉班超“涉猎书传”，在国家危难之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后汉书·班超传》）。蜀国丞相诸葛亮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与他对汉末以来社会状况的深刻反省和忧虑密切相关。同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赴死的壮举，也无不与传统史学弘扬的统一意识、忧患意识对他们的熏陶有关。在他们行为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着肩负着一个民族的神圣责任，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实际上，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和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身上，而是像浓浓的血液流淌在每个普通华夏儿女的血管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是平凡的人们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高度责任感的生动体现，也表明中国优秀史学遗产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是这种世代相传且不断强化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历经沧桑，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