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会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现代史即20世纪的历史。距今半个世纪以前，我国各大学都没有现代史（包括中国和外国现代史）的课程，也没有教师从事现代史的研究。当时的风气是“竞言古史”，人们不把现代史看作一门学问。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有人轻视现代史，觉得它的“史”的味道不浓，或视现代史研究为畏途，认为难以把握。我从解放初期开始教世界现代史，经历了这门学科在我国从无到有到发展的全过程，既有个人的体会，也比较熟悉史学界同行的某些看法，因此想谈一谈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问题。为了对比，必然要涉及后代人写前代史的问题。现在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试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人类在这100年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20世纪也是一个灾难频仍、特别是发生了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生活在21世纪以及其后若干世纪的人们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研究20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研究当代史确实有其特殊的困难。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材料不易搜集齐备。恩格斯说：“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他接着说：“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除了恩格斯上面所说的情况以外，还有档案保密原因所造成的搜集材料的困难。当今世界各国档案保密的期限一般定为30年，因此当代史研究者通常不可能看到最近30年的档案材料。
    第二，撰写当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个人的家世、团体、党派、民族、国家等等，易动感情而往往难以保持客观态度。例如，梁启超自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己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也有同感，说：“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注：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再举一例。史学界都知道，陈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专家，其实他对清史也很感兴趣，不过在晚年以前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清史的论文。（注：上文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等诗文，虽涉及晚清历史，但非专门研究清史的论文。）1944年冬，他对他的学生石泉（原名刘适）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直到晚年，陈先生才以口授方式，由他人笔录，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文，（注：陈寅恪《寒柳堂集》。）可惜在“文革”中又复散佚，今仅存残篇，难以充分看出他个人的情感在叙述晚清历史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三，对有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有些人物的作用，在当时未必看得清楚，而在过若干年以后反倒比当时看得更清楚，评价得更恰当。这一点恰恰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有利条件，我们在下文将详细说明。
    第四，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政治及基他种种原因，有时不得不用曲笔，而不肯或不敢直书。另一方面，对了逢迎某人，又多溢美之词。例如，魏收仕于齐朝，故所撰《魏书》，凡涉及高欢之事，都曲为回护，不无溢美（注：参见周一良师：《魏收之史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叙述十月革命的历史时，极力夸大斯大林的功绩，而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作用，相反甚至说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夸大吹牛，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罗曼·罗兰对于他的《莫斯科日记》，要求“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以前，不能发表”。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因此，不少人认为写当代史，忌讳太多，难以下笔，还是留给后人去作为宜。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当代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各个方面，诸如时代气氛、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的体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在这些方面是生动、具体而又准确的。例如宋人孟元老于南渡后，追忆盛况，不胜感慨，写成《东京梦华录》一书。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北宋都城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是研究北宋社会风俗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良史料，绝非后世作者所能写出的。
    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其中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尤有价值，它们是后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都是当代史的杰作。从奴隶社会起到马克思生存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变化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即“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上述他的三部著作都突出地写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他认为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对于巴黎公社，他深入本质地指出了，“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