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于他生存的时代也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时文治武功都有可观，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但他也是一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君主。司马迁敏锐地看出了西汉王朝盛极而衰的趋势，在《平准书》中写到：“当此之时，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总之，不少能够流传后世的史学名著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注：《史记》、《汉书》中的部分内容是当代史。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当代史。）
    今天，大量的史学著作都属于后代人写前代史的范畴。撰写这类著作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后人能看到前人看不到的解密档案，并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广泛搜集和整理材料，从而使立论更为扎实、可靠。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前人能看到的材料有许多未能流传下来，是后人看不到的。
    第二，后人对前代的人和事，因不直接涉及利害关系，一般能采取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例如，十字军东征这件事，在当时怀着狂热的宗教感情的基督教徒来看，确实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主的坟墓”。但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字军东征实质上是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东部进行的军事殖民活动。所谓“十字军”，不过是罗马教廷给它披上的宗教外衣而已。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有些历史事件涉及史学家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时，即使事过多年，他们仍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例如，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英国的“修正学派”历史学家仍然站在英帝国的立场，千方百计地替这一已经破产的政策进行辩护，说什么这绝非纵容敌人的政策，绝非投降的政策，而是积极的政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政策，等等。（注：较近的为绥靖政策进行辩护的著作，如基思·罗宾斯：《绥靖》（Keith Robbins,Appeasement），牛津，1988年；约翰·查木莱：《张伯伦与失去的和平》（John Charmley,Chamberlain and the Lost Peace）伦敦，1989年。）
    第三，对于演变过程已经终结的运动、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于已经盖棺的人物的作用，在多年以后，反倒能看得得更清楚，作出更准确的评价。例如，人们在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时候，对它们日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可能作出充分估计的。但它们后来的影响却是十重大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相反，有些事件，在当时人们给以很高的评价，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并不重要。以本世纪20年代的洛迦诺公约为例，公约签订后，西欧资产阶级政界一片欢呼，英国外交大臣奥斯订·张伯伦赞扬它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他本人、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还因缔结公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曾几何时，1936年3月德国重新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彻底撕毁了这一公约，它的“分界线”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了。
    对人物的作用，一般说来，也是后人看得更清楚一些。评价人物，有“盖棺论定”一说，意思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以前，他的行为还在继续，下一步究竟表现如何，无法预知，故只有到“盖棺”之时，才能论定其功过是非。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那些大人物，还要在他们“盖棺”以后，再过一般时间，史学家才能作出比较恰当、公允的评价。这是因为，对历史人物，既要看他和前人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或相反开了历史倒车），还要看他在当代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当然就不是在“盖棺”之时就可以立刻“论定”的。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他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还说，评价一位革命家，要看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325页。）
    后代人写前代史，还有不利的一面。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这段讲了解古人学说的困难（当然也适用于了解古人的其他方面）的话，常常被人引用，确实有相当的道理。
    首先，前人留给后人的材料，距今时代越远则越少。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字记载是很少的（以竹简、帛书、泥版文书等形式传诸后世）；此后，文字记载日益增多，但由于天灾人祸，仍有大量资料被毁掉。实物资料的情况也大致一样。通过有限的材料，甚至“残余断片”，去了解古代，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根据不足，又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