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情况固因材料奇缺而难明，就是了解几十年前的历史，资料也不是都很充分，都很容易得到的。试举一例来看。对于法国1816-1848年这段时间的历史，生干1820年的恩格斯对其中的一些经济细节已不甚清楚，还要借助于阅读巴尔札克的小说。巴尔札克生于1799年，比恩格斯只长21岁。请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札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3-684页。）
    第二，古人之环境，距今甚远，今人不可能有直接的体验，故欲了解古代的真相十分困难。后代历史学家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时，一开始总是从自己现有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出发，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想古人之所想，更不可能有古人的生活经验。这样做，也有其合理的成份。古与今不是绝对割裂而是相通的。在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或多或少积淀着过去时代的东西。正由于此，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古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还以战争为例说：“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自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陈寅恪先生谈到抗日战争中，他在香港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特殊感受时，说：“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注：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4页。）这些都是由今知古的例子。
    但古与今毕竟有时代之区分，完全以今度古，就要犯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报告中说，著中国哲学史，对古代材料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不可，“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是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金岳霖先生在审查同一书时，涉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这部书给他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第227页。“美国人”原稿作“美国商人”，发表时冯征得金岳霖的同意，删去“商”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代人完全以自己所处之环境，推想过去，以致捏造、篡改历史。近年来，从国际到国内，攻击革命、颂扬改良的思潮泛滥一时。（注：在1990年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革命与改良”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西方、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竟相发言，贬低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国外，有些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俄国人，硬说“尽管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但俄罗斯帝国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注：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在国内，有些史学工作者吹捧西太后、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对于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我们目睹过清朝末代王公和北洋军阀余孽的荒淫腐朽，在看到这类吹捧文章后，简直觉得荒谬绝论。但有些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不知道什么是压迫、剥削的中青年，竟真的相信那拉氏之流也愿意走改良、维新的道路，盲目地随声附和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两难命题：我们既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代，又不应当完全按照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解释古代，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分寸是什么呢？如何能做到对古人的“真了解”呢？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办法是：“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这些话说得很抽象，未作进一步说明，实亦无从说明，因为既然是“神游冥想”，那就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以上只是想说明后代人撰写前代史的困难，并不是讨论如何了解古代的问题。如何了解古代，涉及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问题，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各有所见，恐怕要长期争论下去，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总之，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都是需要的。二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注：蔡元培：《〈明清史料首编〉序言》。蔡先生的这两句话原来是指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这两类史料各有短长，应当综合使用。）本文的目的仅限于说明上述两类史著应予并重，不可偏废这样一个主题，行文中不得不涉及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略加说明的。学识浅陋，疏误必多，尚希读者不吝赐教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