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舰 资料图片
    

科举考试 资料图片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清王朝对峙弹丸小国日本，战场失利，渐显败势。此时，正在为战事失利而懊恼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本将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信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伊东佑亨致丁汝昌书》）其中，“夫取士必以考试”指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考试必由文艺”在这里指的是文章撰述和书写方面的学问。信中一面是劝降之意，一面是对积重难返之“书写”学统的挖苦。撇开是非自有公断的战争、谈判和签约过程，由此探索、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书写体例与现代国家走向的关系，的确是横陈在世人尤其是士人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但何以让文章书写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蒙羞，甚至留下了无法承受的罪名，需要我们回到大历史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⒈“学而优则仕”：文章写作与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就其本质而言，科举制度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何考试，如何选拔人才，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文章写作。科举制度将“选官”和“做文章”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中国士人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之时，慢慢使用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当然八股文也并非如后人批判的那么一无是处。考察八股文的源流就会发现，八股文不但与经义、试帖诗、律赋、策论等考试文体有关，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蓄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论八股文》，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当然，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是文章大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书写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士人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道义的传播者，中国古代士人很早就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平添了凭文章可以晋身政治，进而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与荣耀。封建士子遂把“学而优则任”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标志。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由此，民众对读书的崇拜，士人对功名的热衷，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特征。因此，以科举求功名，成为千百年来士人朝思暮想的夙愿、梦寐以求的归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思维渗透到每一位读书人的脑海，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定势。
    科举制度选择的文章书写程式，直接影响到文风的形成，而文风与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八股取士而言，深深影响了明清以来的文风、士风、民风。尽管从文章上来说，八股文是一种不错的写作样式。但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数百年里，科举考试的文章写作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也潜藏着一种思想规训与思维控制的企图。而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韦伯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