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色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早在3000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1]即希望从夏商二代国破家亡，江山易人之残酷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避免重蹈前朝覆辙，表现了自觉而深刻的“经世”意识。此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亦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家对“经世”的宗旨和参照系的认识愈加明确和自觉。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难看出，司马光撰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通过纵向考察前朝往代的治乱兴衰和是非得失，以为宋神宗“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表述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关注，但目的只有一个，即“经世”是为了“资治”。这不仅因为它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本质的目的和古代史家所执著追求的其事业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观和构筑其上的价值取向在史学上的反映与实践。而且更是由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重大、最剧烈的历史变动，莫过于改朝换代，江山易人，这使得如何使王朝或皇朝的统治政通人和、长治久安，成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必须认真思索和亟待回答的首要问题。由此也就决定了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宗旨是为了“资治”，其参照系是历代王朝或皇朝的兴衰治乱和成败存亡。亦即使经世资治的赤诚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因此，宋神宗亲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对该书在“经世资治”方面的价值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于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这将《资治通鉴》的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亦使它的“资治”之宗旨更加凸显。王夫之则深化和丰富了这个认识。他认为读史“非知治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3]。因此，他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在王夫之看来，史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就在于它通过纵向历史考察、研究及其撰述总结以往历代统治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后人治国安邦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使后人可以从其中窥见“得失之枢机”，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作为人们政治实践的重要参照。否则史学也即失去其应有的魅力与价值。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史家关于经世致用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但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却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就是说史学虽然可以通过“借鉴”、“蓄德”、“垂训”和“通变”等形式，从不同的视角与通过对往代前朝之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纵向考察和认真总结，以便为其后历代王朝或皇朝正确制定治国安邦之大政方针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依据，并切实达到改进政治和巩固统治的目的。这也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被传承到19世纪前期。
        19世纪前期是清皇朝由盛转衰、由治变乱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实际上这种转折从乾隆盛世的后期即已开始，至嘉庆朝则更是江河日下。主要表现为吏治腐败、军备弛废、财政困窘，土地兼并加剧，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化，川陕白莲教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一切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统治的基础。与此同时，外患日逼，边疆海防亦频频告急。19世纪伊始，英国就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和骚扰，并加紧鸦片走私活动，此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旨在分裂中国的武装叛乱，整个社会已陷入内忧外患之深重危机之中。这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此时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除了继承和弘扬了其前的优良传统外，又打上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谓当时的历史研究无一不是将视角投向事关清皇朝治乱兴衰的国计民瘼、世道人心、典章经制、政教习俗、边政海防等各种紧迫问题上面，目的在于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启示乃至方略和对策。但是在探索具体的方略和对策之时，其参照系仍是纵向考察，也就是仍然通过对前朝往代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致密研究和总结，来为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即可看出。周济（1781-1839）的《晋略》66篇便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周济撰《晋略》就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启发和激励，即有感于国家衰乱日甚一日，以至“人畜悲痛，鬼神思变”之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着眼于乱世历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乱世”历史的反思与研究，总结出有益于维护和巩固清皇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即寻求所谓“至治之理”，以有补于现实，达到“经世资治”的目的。对此，周济明确指出：“依于涑水（此指司马光），庶几无悖资治之意。”[4]（序目）“志存综核，欲使一代成败之由，昭然可睹。”[4]（表二序）因此，他选择了两晋（包含五胡十六国）的“乱世”历史作为其为清皇朝取法借鉴的参照系。在探讨西晋何以成为短命王朝时，他认为导致西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盘剥。他说：“鱼肉（其民）以虚其内，假借以骄其外，呢袤以摧直干，慕雅远以亏实用，方欲驱策疲氓，力征营天下，岂所谓明分数识成败者乎？”[4]又言：“民老靡诉，自然崩溃，故知锁钥之寄匪轻，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气和乐，而桀黠得恣其冯陵者也。”[4]（列传31）乃至将农民逼至“水火煎逼，痛深骨髓”[4]（国传3）之濒临死亡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他看来，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非但激化了阶级矛盾，直接诱发了西晋末年风起云涌、接连不断的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而且也动摇和破坏了其统治基础，因为这些起义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周济这是鉴于嘉庆朝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之严峻残酷之社会现实，而用心良苦地希望通过对西晋国破家亡之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及时调整其统治政策，以避免重蹈覆辙。继之，周济又从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盛衰兴亡之关系的视角，对两晋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推动周济作这种探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世毕氏（沅）、洪氏（亮吉）于两晋疆域颇勤搜辑，然仅掇拾残缺，既不究其时事，又不稽诸图牒，是以牴牾脱谬，靡所甄明。”[4]（表二序）他认为毕沅、洪亮吉等人对两晋疆域的研究没有起到为后人提供应有的历史启示与借鉴的重要作用。所以周济对两晋攻防取守地势均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希冀时人能从地理形势与政权兴亡之密切关系中获取有益的启迪。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探讨了两晋灭亡的原因。他认为西晋先统一江南是一大失误，因为西晋平吴后，虽然“展地辟境方数千里，塞下叛虏次第降获，此诚志意盈盈，侈情涂饰之会”，“建武太兴之际，无复北问中原之志，惟务安集江汉之闲，以宁南纪”[4]（表二序）；但是作为屏障的军事重镇平阳、河东一带，却没有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致使无险可守，即出现“肩背缺而心腹披”，、“俯度地势则无秦汉金汤之固”的门户洞开之不利局面。因此，即使在西晋皇朝的鼎盛时期，忧伏肩背已露端倪，故“内衅迭起，外虞坐大，平阳孟津，东西并亟，手足之折不及头目，而枝叶披矣”[4]（表二序）。周济认为这是致使西晋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谈到东晋灭亡原因时，他认为：“建康新造，忧在腹心，荆江馈运，殚于疆事，连城百数，上供道绝，局成分割，加以跋扈，商贩一端，饥穷莫告，而本根拔矣。”[4]（表二序）周济之所以重视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兴亡之关系的探讨，就是因为当时英俄等列强开始侵扰中国西北边陲，西北边疆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故周济渴望通过这种探讨能使清朝统治者真正认识到地理形势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力度，以便为安边固防，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提供对策与方略。鉴于上述，不难看出周济欲以史学经世资治的意识是鲜明而自觉的，其着眼点无一不是与清皇朝治乱兴衰乃至成败存亡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包世臣在《与周保绪〈晋略〉书》中说，该书既以略名，“是无取矜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名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扼要地评价了该书作者经世资治的撰述主旨和关注前朝治乱兴衰的着眼点。周济的学生鲍源深在为其师《晋略》一书所作的跋中亦指出：其书“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亦认为其书主旨在于“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即藉此经世资治。
        可以说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是这一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最大特点，这在其他史家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中都有反映。如李兆洛于其所撰的《怀远县志序》中，郑重地指出编修方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戒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5]（卷2）。明确地道出了这一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鲜明特点所在。继而他又进一步阐释说：“若稽古而不核，非陋即冗；诹今而不审，非棼即缪，徒以迷误后来，不如无书矣。”[5]（卷6）即谓治史者，应以探讨古今成败兴衰为指归；究时务者，以明辨现实利弊得失为首要。汤鹏在谈其作《邱浮子》91篇时说：“其指务在剖析天人王霸，发抒体用本末，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国家天下，施于无穷。其心务在琢磨主术臣道，护势民风。”[6]鲜明自觉的史学经世致用意识充溢于纸里行间。而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则直接以“经世”命名。全书凡120卷，收清代各家（702人）奏议、文集、方志、文献中“存乎实用”的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共65个子目，可谓集清初至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这从该书的选文标准中亦可看出其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他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向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又由于“时务莫切于当代”，因此“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凡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其他纪述之作，虽工勿登也”。[7]即谓一切以经世实用、有补于当代时务为指归。这种将思考历史同解决当时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鲜明、自觉和强烈，反映了这个时期史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感、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毋庸讳言，尽管这个时期的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尤其注意将其研究及其撰述同应对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因此使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凸显出更为强烈、鲜明的时代精神；然而在他们为解决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所开具的“药方”中，大多是了无新意、陈旧过时的所谓先王之“良法美意”。如魏源认为其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即是为解决当时社会危机而把脉开方。所以他一再重申：“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但是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略”[7]之藩篱。就是说虽然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已反映出“通今致用”之可喜的迹象，但就总的倾向而言，仍是以纵向参照为主，因此他所开具的“匡世济时”的“药方”也只能是以“师古”和“法先王”为内涵的“古时丹”了。这一点在龚自珍的思想中最为突出。他说：“言天人性命之奥，则取法于《易》；帝王政事之大，则取法于《书》；美善劝惩之义，是非褒贬之条，则取法于《诗》与《春秋》；验国家之兴亡，知人物之臧否，则必征诸三《传》；考典章之明备，审制度之精详，则必征三《礼》；以及遗闻轶事，故书雅训，则又杂采于周秦传记之书。”[8]（曹序）此处龚自珍不仅明确指出史学经世致用应着眼于纵向考察，而且强调以取法借鉴前贤先哲之圣经贤传为主。从这个认识出发，他论述道：“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宋臣苏轼不云乎，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8]（对策）在他看来，以往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对于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来说，不啻“救世良方”。同时又主张这种“救世良方”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因为“方多传于古人”。在此基础上，龚自珍不止一次地表达其欲“略彷古法而行之”[8]（明良论四），亦即他想从历史中寻找“救世良方”来拯救社会危机的强烈愿望。而他的“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犹贩古时丹”一诗，则是龚自珍对他自己这种认识之最好诠释。何谓“古时丹”？龚自珍于这首诗的自注中注明：“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他的殿试对策是以王安石的言事书为榜样，即效法王安石进行变法。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这个时期在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雄壮乐章中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符”，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即谓在当时以“天朝大国”自居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及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亦无法做到在纵向“师古”和“法先王”的同时，还能横向兼顾到“看世界”和“师万国”。再者，如果从学习历史，获取有益的历史智慧、启示和借鉴的角度而言，“师古”和“法先王”并没有错误，关键在于要“通达时变”，绝不可简单地依样葫芦，照抄照搬；否则则是“逆时而动”，于事无补。因此当时一些有见识有血性的史家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不仅忧心如焚、焦灼不安，而且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史家都更加关注现实并具有强烈的变法改革的愿望。即将他们对历史的思考、研究及其撰述同拯救现实社会的严重危机和改革变法紧密地结合起来，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同时又苦于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模式可供借鉴和启示，以冲破传统的束缚与桎梏，所以最后也只能退回到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和模式--“古法”和“古时丹”。我们有必要指出这种局限，但不可厚非或苛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尽管这个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仍以“资治”为宗旨，以纵向考察王朝兴衰治乱为参照系，甚至出现了“复古”的迹象，但是从总的趋势和走向上看，史学经世致用思想还是以不断深化和丰富之势头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这个时期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显示出了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正是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直接推动和加速了19世纪后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纵向参照到横向参照的深刻变化。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最紧迫的现实和最重大的时务就是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借法自强。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深刻的变化，正是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的延伸、丰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