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变化与史学的新发展
        19世纪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非但标志着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终结，近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开端，而且对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进程乃至走向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揭开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序幕。
        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进程，首先是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变化开始的。因为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回答向西方（后来亦包含日本）学习，以探求御侮雪耻、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救国方略和真理之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从“资治”到“救国”之经世宗旨，以及从纵向取鉴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到横向“求知识于世界，采万国之良法”之经世参照系或谓价值取向的变化，而且在变化的过程中又为史学注入了反对外来侵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以及探索富国强兵之路的新内涵，并使其开始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撰述宗旨、研究对象、发展方向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且于变化中传递出时代的新的信息，由此揭开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历史进程的序幕。如鸦片战争后兴起的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为宗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及以向西方学习，探求御侮雪耻、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之救国真理为目的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变革之初最具时代精神的反映。
        第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加速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进程。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对于打破古代史学以“述兴亡之由，明成败得失”之封闭狭隘、单一贫乏的学术格局，开辟历史研究及其撰述的新领域和新途径起到了直接而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继出现的诸如以洞悉“各国事机”和“国势盛衰”为宗旨的外交史著述，以探求“御侮雪耻”和“富国强兵”之谋略为特色的科技史和军事史撰述，以及以“通今致用”为内涵的当代史撰述等，不仅是历史研究及其撰述之新领域和新途径开辟的产物，同时又带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的鲜明特色。
        还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不仅使史学具有浓重而清晰的“因时而变”之时代精神，同时又使史学变革更能回应和满足19世纪中国社会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之变化和需求。仅以当代史研究及其撰述为例，便可从其中略窥一斑。如以鉴戒为特征的清史研究，以反侵略为宗旨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以反思为内涵的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和中法、中日战争史研究等各具特色的当代史撰述，无一不是反映了“因时而变”之时代精神和不断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由此加速了史学变革的进程。
        第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对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这是因为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不仅为进步的史家提供了向西方学习，以探求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新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和实践准则，而且对历史撰述旨趣从“资治”到“救国”，研究内容从“考古”到“究今”和“通今”，研究对象从对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的情有独钟到对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方方面面的重视，研究重心从内向性到外向性，研究领域和范围从封闭狭窄和单一贫乏到恢廓宏大与丰富多彩，研究风气从埋首于故纸陈编的“雕琢虫鱼”到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等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内容和走向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导引和规范的作用。而上述之种种变化，亦正是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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