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世纪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及其走向，使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矛盾发生了空前的巨变，自此伊始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则成为其后百余年间一以贯之的时代主题。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原来古代史学以“资治”为宗旨，以“王朝兴衰治乱”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不能承担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之历史使命。即谓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之深创剧痛，使古代史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率先从孤陋寡闻、封闭隔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并由衷地感到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无法应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安坐井中，无视天下之大了，不约而同地将从前对皇朝兴衰治乱的关注和思索转向对外部世界的如饥似渴式的探求，欲藉此了解世界大势，从其中觅得“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侮，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的最具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以林则徐《四洲志》面世为契机，一批放眼世界的仁人志士开始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成果。如魏源《英吉利小记》与《海国图志》、陈逢衡《英吉利纪略》、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李兆洛《西洋奇器述》、姚莹《英吉利国志》、王蕴香《海外藩夷录》、梁廷枬《海国四说》、徐继畬《瀛环志略》和夏燮《中西纪事》等。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最为重要。上述诸书并未以简单介绍外国史地及其现状为满足，而是将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与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谓在这些著述中既表述了他们对当时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忧虑和焦灼之情，又从不同的视角回答了如何洞悉夷情、御侮雪耻等重大现实问题。如魏源于《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魏源不仅明确地表达了该书著述的深层动因就是回应“抗敌御夷”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而且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以“御侮”为主旨亦即带有鲜明反侵略色彩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同时，又指出了向西方学习，也就是“知夷”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人破天荒地开始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中国的事情，意义与影响深远而巨大。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等“新学”、“新知”的同时，对西方民主政治亦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向往。如他介绍欧美民主制度时说：“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力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9]（卷10）又称赞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9]（卷10）这不仅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同时又寄寓了希望中国能从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并有所改作之良苦用心。还有徐继畬在该书中非但对英、法、美等国富民强之故作了较多的介绍，而且对非洲、美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如何沦亡亦作了详细的记叙。他说：“欧罗巴之居印度，始于前明中叶，倡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朗西、英吉利，皆以重赀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芽。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戍兵，养锐蓄谋，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摧枯拉朽，于是五印度诸部，夷灭者十之八九，哀哉！”[9]（卷3）意在提醒国人：印度的沦亡则是中国的前车之鉴，而今灭亡了印度的英国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如果对此再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灭顶之灾、亡国之祸亦即将临头。此外，徐继畬对世界上一些国家面对强敌入侵敢于奋起反抗，最终得以图存保全给予高度评价。诸如他评价苏禄人民反抗欧洲殖民者入侵斗争时说：苏禄虽然是个南洋小国，但是，“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9]（卷2）意在激励国人以苏禄为榜样，自强自立，振奋民族精神，共谋御侮雪耻之策。
        可见，上述都表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无论从经世致用的宗旨来说，还是就经世致用的参照系而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打上了鲜明而浓重的时代烙印。即由原来主要为皇朝统治提供借鉴“资治”之经世致用宗旨一变而为以洞悉夷情、唤醒国人和御侮雪耻为手段来实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目的。随着经世致用宗旨之转变，经世致用的参照系或谓价值取向，亦从原来主要关注于中国历史上之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的更迭递嬗之轨迹中探求“资治”的启示和方略，转变为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而从世界发展大势及其走向，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中，来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作出正确的估量和理智的抉择。固然这其中亦不乏对兴衰存亡的探讨和思考，但是这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总结世界各国兴衰存亡之历史经验教训，旨在为多灾多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之御侮图存、自强自立提供有益的启示、智慧、力量和信念支持。
        虽然在上述诸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有所评价，乃至个别作者于字里行间都涌动着由衷的赞赏和向往之情；但对绝大多数的作者而言，其执着的目光仍聚焦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其相关的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层面，并坚信这就是西方列强得以恃强凌弱、穷兵黩武的“长技”，值得中国虚心学习和仿效，以期达到富国强兵和御侮雪耻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如此，“师长”之说则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之纲领性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上述诸书对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备受歧视和冷遇，乃至被斥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的科学技术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并不惜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予以介绍，希望能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并认真付诸行动。如魏源通过对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成功之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充满希望地谈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10]这里他以彼得大帝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最后促使俄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成功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亦能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实际上这其中已隐寓了科技可以兴国、可以强国之深层含义。将科学技术之价值与作用提高到如此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认识。而魏源真正的用意在于：希望中国人能从其中获取启示，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因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即“因其所长而用之”，“东海之民”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最终必将会赶上“西海之民”，并实现富国强兵、御侮雪耻之梦想。这种看法几乎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之了解和认识的水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学经世致用参照系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停留在学习和实践制造“坚船利炮”的技艺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声光化电”等“器物”的层面上。
        然而，随着人们对西方之了解和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之屈辱签订，无情地宣告了以单纯实践“师夷长技”思想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被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由此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虽然“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本身并没有错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最高水平；但是对于长期处在腐败落后、残暴黑暗的封建专制皇朝统治下的中国而言，如果仅是满足于单纯学习和模仿西方科学技术，其结果既不能富国强兵，有效地抗敌御侮，也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深重危机。甲午战争的结局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西方“长技”之内涵和核心，非但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有先进的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远比西方落后，而且就政治制度同西方相比更是有云泥之殊。正是这种腐败、落后、黑暗的政治制度导致了科学技术之严重落伍。于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从以前单一地关注西方科学技术转向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探究上，以摸索真正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希望之路。这前后出现的外国史地研究的新高潮，则代表了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像王韬《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黄遵宪《日本国志》和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以侧重探讨欧美政治制度及其变法改革（当然亦包括日本）为特色的外国史地研究的名篇佳作。《法国志略》是王韬诸多外国史地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该书初为14卷，后重订增补为24卷。它以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相结合，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法国的历史、地理与现状，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此乃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国家的国别史专著。他撰写该书的主旨在于从政治制度上“探本求源”，以“俾便为中国之殷鉴”[11]。从这个基点出发，他非但将欧洲各国政体进行了横向比较，而且比较出“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优劣长短。继之，他又将中国政治制度同欧洲各国政治制度作了对比。就总的政治倾向而言，王韬对君民共主亦即君主立宪政体情有独钟，并认为只有“归立法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才能使“上下权限划一，得以人尽其分”[12]（卷1）。同时又能保障：“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12]（原序）意在说明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对民主共和政体，王韬亦实事求是地给予高度评价。如他盛赞法国的国会制度时说：“国会之设，唯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无不如是。……如是则上下相安……用克垂之久远而不至苛暴殃民，贪暴失公。盖上下两议院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12]（卷16）由此甚至认为“有公而无私”的民主共和制对国家和人民之功不在君主立宪制之下。在比较中国政教同欧洲政教之差异时，他认为欧洲是“保民以辅君”，“其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所以能“雄视宇内”。相反中国则是“尊君以临民”，“君尊民卑则必然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12]（卷3）。相形之下，不仅比较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之本质差异和利弊得失，又明确地指出了欧洲诸国之所以能国富兵强，且显示出勃勃生机，就在于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而中国的腐败落后，积贫积弱，且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就在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缘故。这既反映了王韬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又寄寓了他欲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亦即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改革模式和经验教训之良苦用心和炽热的爱国情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凡40卷，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内含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12个子目。他于该书《凡例》中明确地指出其撰述宗旨为：“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以及“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者以丰富翔实且颇具历史启示的内容，记述了对日本近代社会历史进程及其走向产生巨大而深远之影响的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其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诸如怎样改革官制、实行三权分立和建立议院的情况，以及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等等问题，同时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空前巨变也予以详细评价。目的就是殷切希望中国人通过这本书能获取应有的启示，借鉴和学习日本变法改革之成功经验，进而自觉地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千秋鉴借吾妻镜（《吾妻镜》是日本的史书），四壁图悬人境庐”，则道出了黄遵宪欲以日本明治维新当境子，为中国维新变法作借鉴的赤子心声。实际上，《日本国志》不仅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工作，又为改革设计了蓝图和方案，这为在其不久之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所雄辩地证明了。
        可见，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之不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日益迫切的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之现实需要，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回应时代与社会变化和需求的同时，亦使自身得以不断丰富和深化。这主要表现为史学经世致用参照系从单一关注西方科学技术之“器物”层面，逐步深入到全面考察和探讨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其改革之成功经验，以便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之“制度”层面，亦即从“师夷长技”转向“借法自强”。这不仅反映了进步的史家用世界的眼光思考和抉择中国前途命运的意识更加自觉和深化，同时又说明史学的发展进步总是在自觉地回应时代与社会变化与需求之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