⒊“废科举而建学堂”：知识转换与士人独立人格的塑造
    科举制度为利禄之途，至晚清已经历经千年，早已深入人心，为中国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势必难度极大。但康有为等维新之士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1898年5月12日，光绪帝下达谕旨：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这意味着八股取士被废除，策论成为士人书写的重要体裁。但直到科举改制出现，人们才逐渐摆脱传统的科举心态，关心起八股文写作之外的知识。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中记载了科举改制对报章盛行的作用：“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光绪政要》卷27，上海荣义堂1909石印本）1903年3月，张之洞上《请递减科举折》，诉说科举之弊：“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发古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所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我们看到，早在19世纪末书写体的变革就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改八股而试策论的改革措施容纳了新学知识，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当然，真正导致士人知识重心根本转移的还在于1905年的科举制废除。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写文章就是为了做官，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陈独秀以亲身经历道出其根本弊端：“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革废，预示着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发言方式的转变。如何调整知识资源，面对新的事物，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一度大为恐慌，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
    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空前扩散，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士人逐渐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学”的内涵由儒家经典向时务知识转向。据广学会报道，“现在已有很多人，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要买我们的书；以前即使白送给他们这些，他们也不愿看一看”，而今“各行各业对西学都有极大的需求——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书籍，地理、历史、科学、旅行方面的书籍都需要”（《广学会年报（第十一次）》，《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第44-45页）。甲午海战，让士人觉悟到单凭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无法应付现世的变化。正是科举的革废，使得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走科举路的知识人丢掉了进身之阶、立命之梯。他们不得不摆脱传统“稻粱谋”的路径，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新式学堂让具有“中间物”色彩的知识人不断蜕变，身份也随之在知识体系的转换中获得了新的确认。1894，一个坐标式的年代，“一战而人皆醒”，难怪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作者系河南大学副校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书写体变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研究”〔11BZS04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