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当务之急在废八股”：甲午海战与科举制度批判
    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一直存在，历史上也时有人批评，但直到面对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士人才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八股取士制度亟待变革。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对传统书写体尤其是八股保持着一种眷恋，那么在1895年以后这种情形则有了极大的转变。包天笑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其他该研究的学问呢！”（《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有识之士强调中国之所以战败并割地赔款，不是朝廷无能，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思想和能力。这样看来，在日本人劝降的不纯动机背后，那信上所说的“墨守常经”之诟病也算是不幸言中。
    1895年，面对“骄嚣”、漂浮的学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政论，发出了“废八股”的强音。他指出：“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甚至说：“时局如此之糟，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严复：《论世变之亟》）他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于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并指出当代救亡之道在于废除八股取士而大讲西学（严复：《救亡决论》）。同年5月，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也痛哭流涕地发出了改革科举的声音。但即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从民间举子的号召到政府的改革实践，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依旧坚持科举革废的观点，并且将甲午战败的罪名放在了以科举为主体的书写体等问题上：“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第718页）
    为什么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呢？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晚清所谓的教育，皆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之外，一概不知。然而，问题还不单单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