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审视西方重要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时，我们不仅要重视考察其历史哲学观、社会历史观与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而且还要研究史学家的民族心态、情绪与其生活背景的差异在其学术思想中的反映。事实上，持有同样社会历史观或同一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由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背景的不同，其在解释相同历史现象时也会产生分歧甚至是相当纷争与对立。例如，在论证中古西欧政治时，本世纪初的英、法等国的史学家曾经将其宪政主义的解释传统与“西欧封建政治分裂”的学理模式融合起来，肯定封建贵族依据所谓的封建“契约”对抗王权与政治割据的合理性及其对西方近代政治的历史价值。然而，德意志的历史学家F.科恩针对这一研究趋势却提出另一种新解释。他在《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一书中认为，造成中古西欧王权有限、王在法下之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封建契约”，而是来自于日尔曼人的“前封建”的原始民主制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有力地抵消了国王权力的膨胀[3]。显然， 科恩是以中古德意志封建化的缓慢进程与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作为其历史注脚的，他的这种观点浸染了日尔曼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想，不可能正确说明当时整个西欧的封建政治史。个人及其家庭生活背景也常常对历史学家的学术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西方学者原先在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时，要么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集中阐发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与达·芬奇、拉菲尔等大师作品的内涵与风格，要么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但丁、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想。而在“二战”期间深受德国法西斯迫害并被迫迁居美国的著名学者H.巴隆，基于对个人与家庭曾经遭受的不幸命运的体悟和对法西斯暴政与欧美民主制度的比较认识，从中提炼出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并以此观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史，终于在15世纪初佛罗伦萨的思想文化界“发掘”出“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学派。他在其著作中将“封建专制暴君--米兰公国公爵加利·吉安阿佐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侵略视为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根源，并断定这一思潮中反对暴君专制、颂扬民主共和的主张是最具有启蒙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 4]。巴隆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史学界的视野。但从他的有关价值判断中，可以隐约看到他个人坎坷命运为其史家主体意志所打上的思想印记。
    西方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趋向在本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的演变态势，更值得我们密切追踪与探讨。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继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与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文明优势”的理念开始动摇，各种社会历史观逐渐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实证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权威的学理模式日益受到怀疑，有的则趋于瓦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一触即发。以年鉴学派为代表“新史学”一反兰克学派将视野聚焦在重要的历史人物、事变与制度上并加以“客观描述”的“从头往脚看”的史学理念，主张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以“从脚往头看”的学术取向去考量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力图从中透显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因果关系。这一“史学革命”对中古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欧中古政治史领域，西方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呈现出逐渐分化的态势。一些著名学者仍然不愿意放弃传统的宪政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或“西欧封建政治分裂”的学理模式，有的甚至更加理论化地将这两者融合起来。英国著名的史学家W.乌尔曼恩所写的《中世纪的政府和政治原理》就是此类著作的典型[5]。不过， 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日益注重对某个国家、某一朝代的封建政治进行具体的实证式研究，对传统的学理模式予以巨大的冲击。他们通过考察，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即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教会的政治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封建王权是封建宗主权与国家君权的结合，它的权力是任何一个强大的封建诸侯所不能比拟的，并总体呈现出不断发展与强化的趋势。[ 6]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上，同样出现不少新气象。其中的一项重要表征就是对文艺复兴思想源流的深入挖掘，由此而形成了对布克哈特传统的反叛。不少史学家不再把中世纪看做是西方文化黑暗的时代，不再将文艺复兴与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割裂开来，或论证了基督教教义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密切联系，或从现实生活而不是某种单纯的经济因素的变动来探索人文主义的流变[7]。 这些新的学术演进趋势，不仅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人们突破原有的学术道路，深层次、广角度地研讨一些似乎已经定论的问题开辟了宽阔的视野。
    其三，追踪西方不同史学流派的史学方法及其演变。在西方，兰克学派一贯主张对历史现象进行“纯客观的实证与描述”。这一传统方法曾经影响西方史坛多年。“二战”后，随着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崛起，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多样化，主要有新政治史学方法、心智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不一而足。就西欧中古政治史领域看，新政治史学方法的影响日益加大。史学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王权的性质与王权的强弱、王国制度与机构的设置及其功能、王权与教会和世俗贵族冲突的重大事件、王权与城市关系的描述，并开始比较细致地分析与描述国王、王族、世俗大贵族、中小贵族、教会贵族与城市市民的心态、情趣、嗜好、理想与他们在平常时期和非常时期的生活行为方式，包括他们的饮食起居、婚姻状况、财产继承、道德准则乃至宗教行为等等，以便深层次地揭示诸种政治势力在利益上的趋同性与矛盾性及其实力此消彼长的状况，进而动态地展示出以封建王权的演进为轴心的封建政治图景。而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上，受“新史学”的影响，史学家们不再将文艺复兴仅仅看做是一场由少数文化精英发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也不再将它与基督都的神学文化传统割裂开来，开始将目光从人文主义的艺术大师、文化巨匠身上转移开来，投射到当时的各种文化群体的文化活动、思想情趣、生存状态，并结合他们的生活环境来剖析其特定的文化创造。正是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致分析，不少西方学者不仅断定人文主义的思想源流主要来自于基督教的神学传统，而且还划分出所谓的市民人文主义、王权人文主义、文学人文主义、圣经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法学人文主义等学派，有的甚至还对当时影响人文学者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生产与市民阶级的生活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一学术史的重大变革本身，也被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福格森的《历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8]。
    其四，细致地考察西方历史学流派的学术规范与话语。在学术规范方面，尽管西方史学界在社会历史观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时有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现象发生，但我们看到，西方史学界总体上是比较讲究学术规范的，比较严谨的史学家始终占多数，他们在研究时总有特定的研究目的，是要解决某种问题，或者要寄寓某种社会政治主张或是要纠正某种“错误”的历史定论的。因此，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在正式展开之前，总要先把别人的观点摆出来，然后有感而发，开始叙述自己的观点。而在针对别人的观点时，也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提炼出其主要论点，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某种程度的认同，避免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在引用具体的史料时，都要详细地注明它们的出处。而在学术话语上，西方史学界更是注重有关术语的有效性与权威性，生搬硬造的术语，不仅难以被别人吸纳，而且常常会遭到同行的非议。一般而言，他们使用的术语，也有着十分确定的内涵，尽可能避免模糊或混淆。例如在论述西欧封建政治史时，他们对“王权”一词的使用就有好几个术语，这些术语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西方学者看来，就英语的词源学和语意学而言，在中古西欧，Kingship一词是指5-10 世纪时期的王权，此时的国王仍然带有部落首领身份的色彩，他还没有完全蹈出全体民众的圈子之外，尚末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其权力仍然受到原始部落的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制约。而monarchy则是特指10-12世纪末的国王，此时国王逐渐突破传统的束缚，开始把其个人的强权意志施加于整个社会，与全体社会成员对立，成为“独裁专制”的王权。 Crown则是指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的等级君主制或议会君主制中的王权。这种王权与前两类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因为在Crown之中， 既包括国王个人的权力，也包括王国中各个等级的权力，这样Crown 就初显出国家政治主权的意义。类似这种情况的术语还不少，只有弄懂它们，才能充分地理解西方有关学术著作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