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今中外的学术史表明，任何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的典型研究成果，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寄寓着浓厚的学术旨趣与理想，彰显其特定的学术方法与学术风格。对西方史学流派的演进发展趋势与有关名家的学术思想、治学门径进行深入的探讨，考镜源流脉络，从中总结出利弊得失，进行批判地借鉴，对校正与丰富我们自己的史学理念与学术素养，对于规划我们自己的治学路向与具体的课题设计，都是十分必要的、大有裨益的，这样做无疑将大大有助于深化我国的世界史领域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取得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这一可喜局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我们对西方有关史学流派的批判借鉴分不开的。就社会形态史而言，我国史家对西方史学界有关“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研究脉络的梳理，不仅弄清了这一学术概念的真实内涵及其运用的空间与时间范围，而且以此为契机，对中古西欧与个别西欧封建国家的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进而对东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作了颇有见地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们在对西方有关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社会根源及其历史进程争论予以审视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对这一过渡时期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总结，并且对东西方从中古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的差异及其动因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考察。从而大大地深化了对西欧中古社会及其演进的特殊历史规律与东西方封建社会发展的普遍历史规律的认识。而在一些范围相对狭窄的专门史、专题史上，我们在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战争史、文艺复兴史、英国封建政治史等课题的探讨上所取得的明显进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益于我们对西方学者有关研究动态的深入了解。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就总体上看，我们的西欧中古史研究目前似乎进入了一个颇为平缓的“高原区”，向上突破的势头远未形成。选题的大量重复、史料的杂芜并用、对西方学术观点的盲目认同，乃至内容比较陈旧的通史性著作与教科书的纷纷付梓等等，都有不同程度地显现。之所以存在这些缺陷，与语言的障碍、原始资料的缺乏、理论素养的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我们对西方有关史学流派的发展演变的追踪关注与批判借鉴还远远不够。多年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颇有成效的工作，但在总体上却显示出诸多缺失。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虽然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弊端与其后西方“史学革命”的态势及其影响，但在许多观点与方法上却常常游移在其近代传统学术的轨道之中；我们虽然在理论上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及其新动向作了较深入的剖析与阐证，但在具体历史现象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档”，忽略了它们作为重要参照坐标的作用；当下我们常常强调史学“游戏规则”的重要性，但对西方史学话语机械模仿较多、消化吸纳较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不少问题上仍然固守着已经被别人的研究手段与成果所修正乃至否定的旧观点、旧结论，也常常不能遵守通用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话语。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西方历史问题的大面积、深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与西方史学界形成广泛的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目前，要克服这些缺陷，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努力，而其中一项就是要密切追踪西方重要的史学流派，对其进行批判借鉴。
    首先是要批判借鉴西方主要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以此促进我们牢固地树立正确的学术思想，重新审视以往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定论，更好地展开学术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探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时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那就是对他们的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批判较多，常常为之简单地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而对其学术思想的深入剖析与合理借鉴却相当欠缺；与此同时，我们对他们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结论却视为圭臬，常常不加辨析就予以认同甚至完全吸纳。由此，我们在研究中古西欧的历史时，尽管在理论上力图与西方的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划清界限，但时而又不自觉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滑到西方史学家的思想轨道之中，对人家的结论或予以改装，或者径直人云亦云。西方的“西欧封建政治分裂割据”的学理模式等在我们的论著中仍然大有影响就是最典型的例证。通过对西方近代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认真梳理，我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要对西方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进行科学的批判借鉴，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地厘清其学术思想，深入考量他们选择史料与解释历史现象的倾向性，真正理解与消化他们的学理模式与研究结论。由此，我们在分析历史现象并以西方有关史学成果作为参照系时，就能够排除某种学理模式或学术概念的干扰，一切从实际材料出发，去对历史问题作具体的考察与诠释，独立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只要坚持这一学术取向，我们在研究中就能够克服那种“唯洋是真”、“唯洋是崇”的治学心态，既充分接受西方史学观念与方法的合理成分，吸收其成果中的某些有价值的营养，同时又不至于跌入西方学者所难以自拔的某些误区，避免“食洋不化”，不至于在人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无所建树与无所超越。例如，在探讨西欧封建政治史的有关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摆脱西方“宪政主义”史学观或“封建政治分裂割据”模式的影响，就不会先入为主地将贵族、教会看做是王权的异己力量而将这三者截然对立起来，就不会将王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有限的封建宗主权，将分裂割据视为西欧封建政治的惟一的或主要的特征。而在探讨文艺复兴史领域时，我们也能够突破“布克哈特传统”，不仅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而且也从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中去寻找人文主义的思想源流，不是将文艺复兴与基督教神学简单地划分和对立开来，而是创造性地去探索两者之间的分野与联系。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估价当前十分盛行的“新史学”的问题。作为西方“史学革命”的产物，新史学力图将传统的制度史、精英史转变为大众的生活史、日常行为史、心态史，这一“从脚往头看”学术取向，对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理念与学理模式的权威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许多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重要问题开始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致分析，由此而丰富了人们对西方诸多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的认识。然而应当看到，当前的西方新史学显现出日渐繁琐化与考据化的倾向，其对细微历史事实的罗列与辨析，给人们带来的大多是一幅幅“碎化”的历史图景，这无疑不利于人们对历史轮廓的整体把握与历史规律性的深入探讨。这样看来，仍然沿袭西方近代史学传统而排斥新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完全回避西方近代史学传统所关注的重要历史问题，一味赶时髦、追新潮，对西方新史学趋之若鹜，盲目崇拜，这也是不可取的。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起步较晚且受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影响，我们对西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还基本沿袭西方的传统观点，迫切需要进行重新的考量与研判；又由于对西方新、旧史学流派还缺乏一个全盘的清理、比较与批判借鉴，我们的西方史研究还存在着一种突出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研究者“厌旧喜新”，热衷于效法新史学；另一方面，在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上，不少带有鲜明的西方史学传统烙印的观点，却依旧普遍地受到学术界的认同。要消除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就必须克服那种对西方新、旧史学所持的厚此薄彼的两种极端倾向，对它们的利弊得失都给予同等的关注，并对其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都进行批判的借鉴，尤其在克服那种“唯新是真”、“唯新是崇”的心态时，切忌盲目地对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成果一概否定，对“新史学”流派的成果则一概认同。无论何种学派的观点，对其取舍的标准只能是看它与唯物史观契合的程度和它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