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军政府压制民众参与要求，实行专制统治。战后韩国由于发达国家的民主示范效应，再加上教育中民主思想的大量灌输，使得民众民主呼声一直非常高涨。政府一旦违反民主原则，群众总是报以规模不等的示威抗议：1956年汉城群众反李承晚独裁统治大游行，1960年由反对政府选举舞弊所引发的两次“马山事件”和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独裁斗争，1963年由金泳三组织的汉城反军人独裁大游行，1973年在野政界发起的“百万人请愿改宪签名运动”，1979年反对强行剥夺“民主斗士”金泳三的议员资格而引发的“釜马事件”，1980年反对全斗焕独裁所导致的“光州事件”，1987年汉城发生为阻止“二金”分裂而使民主化受损的“尸谏”等无不说明韩国民众民主意识之强烈。对此，威权政体的态度是在统治地位不被动摇的情况下实行有限民主，一旦危及政治稳定，便采取强制措施。
    60年代，朴正熙在设立中央情报部、颁布各种镇压民主斗争的法令、有效地控制政局之后，曾一度放松政治压制。1971年，朴正熙为了在选举中战胜金大中，还声泪俱下地恳求国民投他一票。但是，60年代的选举经历使他感到了在野党的威胁。至7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朴正熙以“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为借口悍然发动“十月维新”。同年11月，提出使总统权力得到极大强化的《维新宪法》，并在出动大批军警的情况下交付公民表决。1973年，为阻止金大中的海外民主活动，朴正熙指使中央情报部在日本绑架了金大中，并企图将其暗杀；1974年，朴正熙针对在野各界修改宪法运动的蓬勃兴起，抛出三项《总统紧急措施》令，指使中央情报部特工和军警，以违反《总统紧急措施》、《反共法》等罪名，肆意镇压民主。1975年，美国侵越战争失败，朴正熙又以共产主义对韩国构成威胁为由，推出《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禁止一切否定、反对、诽谤宪法和要求修改、废除宪法的言行，对违反者予以逮捕和拘禁。
    全斗焕对民众参与要求的态度与朴正熙如出一辙。1979年12月，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后继续推行朴正熙的维新统治。1980年，全斗焕相继实行“非常戒严”、制造触目惊心的“光州事件”、设立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统揽一切军政大权、掀起“社会净化运动”，将5 000余名官员赶出政治舞台。此外，全斗焕还颁布过《刷新政治空气特别措施法》，剥夺大批知名人士的政治权利，开除多名新闻工作者，封存多种定期杂志，颁布控制舆论界的《言论基本法》，以统一的通讯社代替以前的新闻、广播、通讯机构。在全面控制局势之后，全斗焕才陆续实施了一些自由化措施。
    上述情况表明，集权与政治压制是威权政体的突出特征。在韩国，这一特征常与冷战和朝鲜南北意识形态对立联系在一起。反共与国家安全被威权者作为“防御性方案”提出，既成为政治压制的借口，又构成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其次，军政府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基本方针，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官民合作、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控制等各种方式和手段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朴正熙发展经济有时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1965～1970年，他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性命，派出5万兵力去帮助美国的侵越战争，以5000余人的伤亡换得15万亿美元的军事补偿和贷款；为了获取日本的经济援助，朴正熙不顾国民强烈的仇日情绪，先于1963年恢复韩日会谈，后于1965年6月签订《韩日基本关系条约》，以14万人被捕入狱的痛苦换得日本3亿美元赔款、5亿美元贷款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达预期目标，朴正熙常常亲自参加一些大工程项目建设，“例如，在1968年1月到1970年3月长达428公里的汉城-釜山高速公路的修筑中，他跑遍这个工区的每个角落，认识参加这个工程的一半的人”[5]（p.74）。
    在经济战略上，朴正熙注重“出口导向”，为此，每月还举行一次“出口振兴会议”。在工业化方式上，朴正熙注重制定以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五年计划，配合进行一些重要政府机构与运行方式的组织创新，如1961年7月设经济企划院，赋予它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和制定国家预算双重功能等。为了保证发展计划与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军政府努力做到：（1）使计划获得社会共识。政府计划通常要由政府各部高级官员、经济与科学审议会成员、执政党代表以及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组成的联席会议多次讨论与审议，同时不断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使计划成为各阶层共同奋斗的目标。（2）在制订与执行计划过程中保持务实态度。“一五计划”（1962～1966）初期，军政府曾试图通过动员国内资本为发展提供原动力，也曾想以通货膨胀方式为投资计划融资，但很快认识到负担沉重的投资往往容易失败，于是在1964年将原计划进行了修改；[9]（p.31）从“二五计划”（1967～1971）开始，军政府每年制定一个综合资源预算方案，对过去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和调整，对下一步的目标和执行措施进行规划。“三五计划”（1972～1976）期间，政府虽继续推进“出口导向”战略，但对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已作了很大调整。[10]（p.33-34,p.40-41）此外，70年代末期调整过分投资重化工业的举措对全斗焕时期经济继续高增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3）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建立政府主导的官民合作体制。政府以惩罚“非法敛财”为威胁挟制企业界完成国家赋予的经济任务，并通过出口振兴会议、出口协会、韩国经济协会等组织机构将政府与企业紧紧连结在一起。[10]（p.46-57）在政府-企业家-劳工三角关系中，政府与劳工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劳工的控制实现的。韩国劳工低报酬的勤勉工作是8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4）政府握有强大的行政与经济手段，包括利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对市场进行干预，确保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
    威权政体着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合法性。“60年代中期，韩国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这一调查表明，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依次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主政治。”[10]（p.30）“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的确是符合60年代韩国民众的普遍愿望和要求的。由于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朴正熙在1967年第六届总统选举中得票1 100多万张，而反对党新民党候选人尹潽善不过400多万张；1973年，朴正熙也正是凭着经济成就才敢将维新宪法存留问题交付公民表决，结果有980万票赞成，反对票才337万张。1987年，有人在汉城地区作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对政府在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国家财富方面的评分分别是2.91和2.93分（评分标准为：1--很差；2--差；3--好；4--很好）。在认为政府表现差的人当中，有72.6%的人对政府很少信任，有78.5%的人认为政府为少数人谋利，有34.2%的人认为政府中有很多人不诚实。与此相反，认为政府表现好的人当中，只有29.4%的人对政府很少信任，40.1%的人认为政府为少数人谋利，9.2%的人认为政府中有很多人不诚实。[11]韩国威权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六个五年计划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9.5%、9.1%、5.7%、9.8%、10.0%，[9]（p.33）因此，上述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威权主义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又在为自己挖掘墓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