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经济增长改变了原先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期望值。60年代，韩国连续实施旨在加速工业化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特别是1973年政府产业目标向重化工业转移之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大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的分流。“韩国的大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参与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项目才得以成为大资本家的。他们可以试图通过多作政治捐献来取悦和影响政府，但几乎不能批评或挑战政府。”[19]但到了8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其实力增长以及对威权政体的挑战在1992年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参加总统竞选一事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韩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按照韩国自己的产业分类标准（采矿业和建筑业在分类上与其他国家不同，在韩国二者分属二、三产业），1972年，三种产业的比重分别由1962年的43.3%、11.1%、45.6%变为26.9%、19.8%和53.2%；1982年又进一步变为16.9%、32.0%和51.1%；与此同时，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由1963年的63.1%、8.7%和28.2%变为1972年的50.6%、14.2%和35.2%，以及1982年的32.1%、21.9%和46.1%。[20]（p.354-385）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的分流造成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膨胀。80年代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威权政府的潜在威胁。至于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在经济上受益，但在政治上被疏远，因而带有深深的“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18]。中产阶级更注重民主政治秩序，不希望再有独裁、压制性统治和侵犯人权行为，因此给政府的支持远远少于贫民。
    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期望值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生活质量，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质量”[11]。人们评价政府的标准也不再主要集中于经济成就上，而是能否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均衡、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自由、秩序和稳定、国家安全等都可能成为人们的期望值。如果政府的目标取向与人民的主流期望不相符合，即使经济成功了，也不一定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总之，威权主义由于缺乏一套完美的、指导性意识形态，无法在人民中通过强制性灌输以产生对威权政体的认同（这在伊斯顿看来是获得“散布性支持”的重要途径），因此，威权主义只有诉诸于两种“方案”，一是国家安全，将自己装扮成全民族而非某个阶层的代表，在指导国家发展的同时与北方共产主义相对抗；二是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与落后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两种“方案”在经济落后以及意识形态严重对立时期能够成为威权主义存在的理由，但随着经济发展任务的完成、城市化与教育的普及、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社会期望值的提高，以及国际上“冷战”的结束，以同样的理由来获取合法性便显得非常困难。再者，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上述“方案”基础之上使威权主义面临两种不同层次的限制。首先，威权主义必须完成自己提出的“方案”，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其次，当威权主义完成旧“方案”后，必须提出新“方案”以满足民众更高的期待，否则，它就变得没有必要了。[11]很遗憾的是，朴正熙将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作为其主要“方案”提出，而全斗焕还是如此，再加上威权主义的固有弊端，即排斥大众参与，因而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国家过分干预经济造成权钱交易和金钱政治等。这就是为什么拉美军人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垮台而韩国威权政府却在经济相当成功时崩溃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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