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斯·韦伯曾对合法性的来源作过概括，合法性可能会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对于正式制定法律法规的要求，历来适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以及个人的魅力。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纯粹的类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只是侧重的程度不同而已。[12]（p.241-242）韦伯的概括似乎未将威权政体完全包括在内，因为在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来源中，法律、传统、个人魅力并不是主要因素，自己赋予自己权力的威权政体主要依靠经济成就，其合法性更多的是与政策有效性相关的。
    但是，政策有效性所带来的民众支持只是伊斯顿所说的“特定支持”，即由于政治体系的输出（即政策）因为满足了系统的成员的某些利益要求而获得的支持。[13]（p.297）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特定支持”本身具有多长的时效性？第二，政治体系的输出能在多大范围内满足系统成员的利益？
    考察一下1961年后威权总统获取政权的方式及在选举中的得票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支持”的时效性。在第五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仅以15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民政党候选人尹潽。（朴正熙得票469万张，尹潽善得票454万张）；1967年，由于几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8%，朴正熙在第六届总统选举中以1 100多万张对尹潽善400多万张的绝对优势蝉联总统。经济增长为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朴正熙此后的情景似乎并不乐观。1971年，在第七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的得票数与反对党新民党候选人金大中的差距急剧缩小（朴正熙得票634万张，占51.3%；金大中得票539万张，占43.6%），而这一阶段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5%，这说明民众并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越来越支持朴正熙。1972年，朴正熙通过发动维新政变，修改宪法当上了第八届总统。此后，韩国的经济继续高增长。“三五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1%，1977年和1978年进一步达到9.8%，但朴正熙显著的经济成就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1978年，朴正熙虽然当选为第九任总统，但当年年底举行的第十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新民党在当局选举舞弊的情况下得票32.8%，比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多出1.1%。在汉城，新民党候选人获158万张选票，超出共和党得票数的1倍。在釜山，新民党在地区选区推荐的77名候选人中，有61人当选。威权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79年，在第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下，韩国大批企业倒闭，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当年经济增长率降为7.2%。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工潮不断。汉城“YH贸易公司”、新罗金属有限股份公司、釜山美振有限股份公司等企业职工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生存权利。工人的斗争得到学生和以金泳三为首的反对党新民党的支持，而朴正熙对工人斗争和新民党的镇压与打击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釜马事件”为典型的反政府示威。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民主运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朴正熙本人在1979年10月被部下刺杀。由此可见，若将政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政策一旦失效，政权必将动荡。
    朴正熙死后，威权政体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七年主要应归因于韩国经济回升。1981年经济增长率为5.9%。“五五计划”期间（1982～1986）平均经济增长率再升至9.8%。但是，全斗焕是通过发动肃军政变、修改宪法获选总统的。迫于民众压力，他不得不将总统任期限为七年，不得连任，且从1984年底始陆续实行自由化措施。
    我们不禁要产生疑问，合法性危机产生于经济周期波谷或者政策失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如1971年），朴正熙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下降？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经济高增长时（1986～1988年GNP增长率分别为12.3%、12.8%、12.2%[14]（p.70-71））威权政体的统治合法性也会出现危机呢？
    80年代初，韩国人在回答“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哪怕多少还有些障碍，也一定要实行民主主义”这一问题时，1 196名被调查者中，79%持肯定态度，只有12%持否定态度。在回答“不管怎么样，能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就不错了，不一定非要实现民主主义”的问题时，1981年和1982年的赞同者都是16%，而反对者则分别为65%和74%，[15]（p.28）这说明韩国人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加速。这一结论与1987年的一项有关政府政治和经济作为分别会带来多大程度的政治支持的社会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如果某人对经济作为的评分增加1个单位，其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仅增加约16个单位；然而如果某人对政治作为的评分增加1个单位，其对政府的信任度将增加约41个单位。”[11]政治作为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是经济作为的2倍多，而威权政府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韩国带来以下结果：
    第一，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化与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韩国由于农村耕地面积小、气候条件差，再加上教育、工业区在城市建立以及商业化等原因，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速度，而大规模的城市化带来了普遍的人口分布与经济结构变动。1980年，韩国城市化比率由1960年的28.0%、1970年的41.2%上升到57.3%。城市人口增长率在1960～1966年间为5.19%，1975～1980年间为4.88%；与此同时，全国总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57%、1.90%、1.76%和1.51%；而农村则为1.24%、-1.14%、-0.66%和-2.26%。[15]（p.121-122）从1981年到1991年，韩国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由60.2万人增加到134万人。近年来，由于韩国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韩国大学适龄青年的入学率已经超过5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居世界第3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16]
    与经济增长严重不协调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压力曾经是威权政体施行“经济发展第一”方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进一步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化给威权政体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韩国新闻界所作的调查中，有一些初步证据证明，最有可能投民主正义党票的人是年龄较大者及农村居民，由此形成“城市支持反对党，乡村支持执政党”的格局。这种格局自1963年开始即已明显化，其主要原因就是都市化与工业化。[17]与此同时，由于学校对自由主义的宣传使民主意识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教育与民主价值观的联系最为紧密。1985年，韩国青年进入中等学校的比例从1965年的35%上升至90%，有33.9%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而同期日本比例仅为28.6%，西德15.12%，美国也只不过37.5%。[18]教育的普及及其对民主思想的宣传是韩国学生极具反独裁性质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