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这就为大工业的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1]，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来源。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本文试图通过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圈地运动中农民的出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等问题的论述，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并提出圈地运动不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只是来源之一的观点，以求方家指正。
    一、圈地对农民的影响
    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两个重大的事件。所谓“圈地运动”（Endosure），是指西欧的公有农地和牧地转变为现代模式的围以篱笆的小园田和联合农场的过程。英国圈地运动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叶，持续时间长达6个多世纪。从圈地运动开始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为早期圈地运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为晚期圈地运动，整个运动的最高潮在1793-1815年拿破仑战争时期。圈地运动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转入低潮。1876年议会正式颁布法令禁止继续圈地，圈地运动至此基本告终。
    早期圈地运动和晚期圈地运动对农民（注：关于“英国农民”一词的确切含义在史学界并无统一看法。通常把自耕农（Yeoman）当作农民。法国史学家芒图认为，自耕农即拥有土地并自己耕作的农民（参见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页）。英国史学家亚伦认为，自耕农即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家庭农场主，即农业革命时期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农民--占有维兰地的自由人。它包括公簿持有农、契约持有农和自由持有农（参见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Yeoman,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P56-57、166）。明盖则用“小农场主”来形容占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不仅包括大大小小的自由持有农，还包括公簿持有农，他们“既占有一部分土地，又耕种一部分租来的土地”（G.E.Mingay,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MacmillanPress Ltd.London,1968,P68、10）。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一般说来，农民的基本队伍由自耕农组成。我们在使用“自耕农”一词时，泛指独立耕作自己土地的农民，它包括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和有期租地农，他们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是否一样？有观点认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导致农民衰落和消亡。对这一观点应作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早期和晚期圈地的目的、规模、特点及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都不相同，因而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
    早期的圈地运动尽管在16世纪出现过狂潮，但总的来说对农民的影响程度比较轻，并未造成农民与土地的最终分离。“1525年以前圈地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制造业工人的可能性不大”[2]，原因有二：一是被圈土地和被赶农民只有一小部分。当时人口少，大量土地抛荒，只有劳动力短缺而不缺少土地，故而这部分被驱赶的农民很快在敞地制地区继续耕种；二是当时几乎没有城市工业可以吸纳农民。全英国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仅24%之多。到15世纪末，英国已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圈地并未创造出一个工业无产阶级。
    从15世纪至工业革命前，乡村工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受圈地运动的冲击只是小范围的，因而，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小块土地。乡村工业主要是靠在当地雇佣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工人[3]，他们农时耕田养畜，闲时纺纱、织布、打铁。乡村工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城市中未能充分就业的人员[3]，出现了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到17世纪末，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共有人口约550万，其中农村人口410万。直至1760年以前，英国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多数[4]。
    18世纪至19世纪的议会圈地运动因其规模大、范围广，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早期圈地运动，但也未造成土地的集中或农民的消亡[2]。圈占的土地除公地外，还有1/3左右是荒地[5]。圈占公地容易减少农民人数，而圈占荒地、山林等只会引起局部地区人口的增加。直到19世纪中叶，兰开夏、肯特、德文、康沃尔等郡圈地仍很少。虽然圈地在整个英国都有发生，但随之产生的解雇雇工和减少人口的现象，却主要发生在米德兰平原[6]。
    关于农民与土地分离的程度和农民衰落的时间，史学界多有不同意见。早期历史学家认为，议会圈地运动期间的1760-1785年农民衰落最快；较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衰落主要发生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末之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农民的人数反而增多了。因为在18世纪上半叶，农产品价格低廉，税收重，导致许多农民破产。有的农民因负担不起圈地的费用而在圈地之前就卖掉了土地。在1780年以前，被圈占的土地许多变成了牧场，耕地减少，兼并土地的情况比较多，这一时期农民衰落的速度较快。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粮价飞涨，造成了有利的市场条件，许多农民得以生存，小土地持有者的数量上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逐渐取代了农民经济，农民人数才开始减少。
    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小农的衰落程度还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但明盖认为，圈地对小农并没有严重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过程[7]。在18世纪至19世纪，持有20英亩至100英亩土地的小农仍有很大数量。后来的学者也证实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8]。钱伯斯指出：圈地只标志着小农以它较低的成本而占优势的一个阶段，尽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并不是小农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消灭的信号[9]。直到19世纪，在农耕地区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小农场主和小土地持有者[10]，但他们已不是自耕农意义上的农民，其经营方式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消亡的。因此，不能夸大圈地运动的作用，也不能夸大同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相一致的议会圈地的影响。早期圈地运动规模小，数量少，对农民的影响程度不大，未造成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土地；晚期圈地运动因其规模大、范围广，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深，但主要体现在土地的集中方面。农民的衰落与圈地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圈地运动结束后仍存在着农民，整个圈地运动并未突然地、猛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一过程是逐渐而持久的。事实上，圈地也没有最终消灭农民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