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诞辰100周年。侯外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科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学术个性，这从对他的学术思维取向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认识。
    通过翻译《资本论》，侯外庐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启蒙，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方式
    深刻认识侯外庐学术思维取向的特点，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他的文化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刘大年在谈到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说，“要全面了解最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我以为最好跨进到中西文化及其关系的层面上来给予评价”。（《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的确，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特别值得我们以跨文化的视角来加以分析。
    侯外庐对中西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是从翻译起步的。从1927年留法开始，他为翻译《资本论》倾注了十年的心血。正是通过艰难的试译过程，侯外庐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启蒙，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感悟，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方式。
    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1页）
    十年译读《资本论》，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
    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在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维框架中，他关注着对一般规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对特殊性的探讨，他的学术兴趣始终紧紧围绕着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从中发掘出问题，进而在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未沾染上任何教条主义气息。相反，他努力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即使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任何退缩。他始终坚持着他对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同上，第227页）而当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相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时，他则明确表态：“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同上，第229页）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做是需要自信的理论勇气的。事实上，这种对特殊的深刻认知，伴随了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实践。
    由厘清概念到提出问题，是侯外庐的基本学术理路，他所揭示的很多学术疑难大都由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引出
    从学术思维发展的逻辑着眼，认知、整合概念是学术研究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治思想史者，侯外庐特别重视此项工作，他的研究总是同厘清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谈到概念问题，就不能不联系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这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第一篇论文。其中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资本主义。侯外庐一方面提醒人们，“《资本论》里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甚少见，而做形容词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资本家的社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引者注）的-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按一个诸制度并存的构成看待”（绝非所谓“纯而又纯”，引者注）。“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社会构成（不是社会制度）的先决条件”。（《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3页）另一方面，他从对生产方式的认知入手，直率地批评了当时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诸力”、“生产方法”，以及它们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的误读，为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提供了理论前提。以此为基础，侯外庐又进一步做了“理论延长工作”，合乎逻辑地提出并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厘清概念到提出问题，是侯外庐的基本学术理路，他所力图深入揭示的很多学术疑难大都是由对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引出的。
    将社会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已成为被学术界认同的侯外庐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
    为了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使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展现，侯外庐提出了一条特殊的认知理路：将社会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今，这一理路已成为被学术界认同的侯外庐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由此，我也联想到一个问题：今人在评价侯外庐学术贡献时，尤其看中其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那么对他的作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又应该如何评价呢？对这个问题，白寿彝有独到的看法：“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这是非常中肯的评断。
    在侯外庐的学术思维取向中，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厚的思维空间的是他在传统与现实的联接当中，对“近代思维”的捕捉和阐释
    侯外庐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出于对异端思维的特殊关怀，总是力图找寻被传统所埋没的异端思想家，努力去联接已被人为地割裂的近代思维活动。对王船山思想的个案发掘就是其中的有益的尝试之一。他认为，船山“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他在湖南山洞里著作有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千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页）今天，我们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对近代思维活动--“新世界观的萌芽”，应当像侯外庐那样，进行更为“审慎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