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思想现象。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社会政治主张，实现人们观念的变革，促进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制度的确立。日本近代启蒙思想起始于“徂徕学”，（注：荻生徂徕（1666-1728）的学说。获生徂徕批判正统朱子学，致力于“自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理论工作，抨击禁欲主义，提倡自然人性论，强调经验实证方法，从多方面显示了近代思想的萌芽。）到明治四年（1871年）“废藩置县”之后，全面展开，尤其是以明治六年（1873）启蒙团体“明六社”（注：1873年由森有礼等人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发行《明六杂志》， 进行思想启蒙。 1875年11月因受日本政府镇压而解散。）的成立为标志，把启蒙推向了高潮。我们现在所讲的日本近代启蒙就是指在日本明治初年开始的十几年间，主要由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所进行的一场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有福泽谕吉（1824-1901）、西周（1829-1897）、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西村茂树（1828-1902）、中村正直（1832-1892）、森有礼（1847-1889）等人。为了应付外来势力的挑战，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推动国家的近代化，他们从一种民族危机感出发，在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儒学和人性论，宣扬近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和功利主义，鼓吹近代民主主张，以图变革国内制度，富国强兵，与西洋并驾齐驱。应该说，他们的启蒙思想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以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反而自毁其前途，走向反面，直至沦落为国权论者和忠君道德论者。以明治十四年（1881），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重要标志，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西村茂树提倡“忠君”、“尊敬皇室”，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疯狂的对外扩张的道路。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作为日本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福泽在明治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曾经起着旗手的作用，他的文明开化理论在国民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860、1861、1867年对欧美的三次出访考察，使福泽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思想更加成熟，他决心摆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以西欧近代文明为目标，把日本也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为了实现自己所确定的奋斗目标，福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宣传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抨击封建制度，阐释文明开化理论。《西洋事情》是福泽在幕府末期时的代表作，全书三篇10册，分别讲解欧美各国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并着重阐明、领会西洋文明的本质，给当时日本人以极大的影响。《劝学篇》是福泽思想进入第二期的代表作之一，由17篇论文组成，该书基于天赋人权论，精辟地阐释了人人独立、国家独立的思想，主张把个人独立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比《西洋事情》给世人影响更大，为启蒙思想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而作为福泽思想最系统表述的则是1875年发行的《文明论概略》，全书由6卷10章组成，是福泽文明开化理论的精品。在该书中， 福泽分析了文明的本质，认为“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并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提出了“野蛮”、“半开化”、“文明”人类社会必经的三个阶段。他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原因，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于交通之方便。福泽文明论的目的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努力提高日本文明程度，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要在日本实现文明，“唯有汲取西洋文明”，但是“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要“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福泽认为变革人心“唯一的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得全体人民的德智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地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他所指的弊害、障碍就是封建等级制度、意识形态等。
    福泽高擎“科学”、“独立”这两杆大旗，帮助广大民众真正打开了眼界，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急迫的课题，为日本迅速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指示了前进方向。但是从1881年发表《时事小言》开始，福泽思想逐渐失去了启蒙期的光彩而日趋保守。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国内矛盾愈发激化的形势下，福泽提倡“官民调和论”，鼓吹“内安外竞”。他说：“天然的自由民权是正道，人为的国权是权道。……我辈则遵从权道”，提出为维护国权而向中国扩张。他断定中国的命运不是沦为殖民地就必然发生革命，“支那人如不引进蒸汽、电信等文明利器，就会亡国；如果引进，政府就会被颠覆，二者必居其一”。（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9 页。）他竭力主张密切注视中国的变动，认为“如今在东洋各国中，能成为文明的中心和他国的魁首而与西洋各国对抗的，非日本国民莫属。所以应该意识到，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必须以武力保护之，以文物诱导之，使之以我国为榜样，迅即进入近时文明的境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充分暴露了他以强迫中国和朝鲜“开化”为名，对这两个近邻国家进行侵略的主张。
    1882年3月，福泽创办了《时事新报》， 先后刊出《论与朝鲜之交际》、《朝鲜政略》、《朝鲜事变续报余论》、《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办》、《外交论》等多篇社论，强烈呼吁侵略中国和朝鲜，说什么“我日本国忧支那之形势，又干涉朝鲜之国事，决非好事，乃预防延烧日本自国者”，（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 -111页。）“我东洋之政略终不可不依赖兵力”。 （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甲申事变（注：1884年2月，朝鲜亲日派势力发动的武装政变。在日本支持下， 朝鲜亲日派一度推翻闵氏政权，但终为救援的清朝军队击败。亲日派首领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势力遭到削弱。）后，他更是大论日清开战，煽动说：“与支那战而不胜，则我日本非单自今永蒙支那之凌辱，乃为世界各国所轻蔑、侵凌，终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而胜之则非但我日本之国威即光耀于东洋，……乃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者也。”。（注：福泽谕吉：《论朝鲜之交际》，转引自王军彦：《福泽谕吉思想“转型”探讨》，《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页。）壬午事变（注：1882年，朝鲜军队因不满按日本的旨意进行社会改革而发动兵变，杀死日本人和闵氏政府要员，烧毁日本公使馆。）和甲申事变的刺激加上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的影响，福泽终于在1885年公开发表了《脱亚论》。所谓“脱亚”，顾名思义就是脱离亚洲的意思，脱离亚洲向何处去？那就是“入欧”，即加入到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队伍之中。在福泽看来，之所以要“脱亚入欧”，一是因为西洋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发展，日本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就要把欧洲文明作为目标。二是在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最优越，已经开始向西洋文明转移，而中国和朝鲜依然是固守古老的传统。三是辅车唇齿，邻国相助已经过去，如今中国与朝鲜非但无助于日本，反而成为西洋制造误解日本事端的根源，对日本外交极为有害。因此，他在《脱亚论》中称：“为今天考虑，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仿效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与恶友亲近不免会染上坏名声。我们日本人要在思想上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注：福泽谕吉：《脱亚论》，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从而把日本引向扩张国权， 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