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弘之与“国家有机体论”
    加藤弘之是“明六社”的成员之一，早年到江户学习西洋兵学、洋学，后来研究西洋政治学，特别是德国政治学，成为日本最初的德国研究家。他于1863年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立宪政体论《邻草》，认识到“政体”、“制度”是西洋文明的根本，是西方列强强盛的原因，并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移植的欲望。他在书中认为，对抗西方列强，仅仅制造军舰大炮、振奋士气是不够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确立“人和”即国内一致。而“得人和，没有仁义之政而不能，是甚难之事，但这里有易施仁政，亦易得人和之一术。此一术虽为汉人所未知，但实为治天下不可缺少之良术。……其良术决非奇异的东西，唯言改革当时的政体，立一种政体。此政体实乃以仁义为旨公明正大之政体，是汉人不曾知之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页。）在这里，他借清朝之名，而喻日本之实，表现出了对西洋政治制度的关心和注意。1869年加藤又发表了《立宪政体略》，并出版《国法泛论》，介绍德国立宪君主制度。此外，他还著有《真政大意》（1870）、《国体新论》（1874）等书，宣传“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他说：“凡为人者，无贵贱上下、贫富贤愚之别，决不能为他人所束缚拘制，自己一身之事，皆从其欲而成。”（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加藤认为人们为了保护“任意自在”的天赋权利，相互结合而形成了国家，而相互结合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强调国家基于人的天性而成立，应“以人民为主眼，特定求人民安宁幸福为目的”，（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他把国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都归之于人民，但未把人民看作由契约而组成国家的主体，国家还不是人们作为的产物，而是根于人性的东西。
    到1874年“民选议院建议”提出后，“自由民权”运动就要开展起来的时候，加藤弘之却放弃了他“天赋人权”的思想，以“时机尚早”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说“欲使我国开化未全的人民全体参议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议，以制定天下的制度--宪法，”这“恐怕是等于缘木求鱼”。（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 页。）1877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时，加藤弘之任首任总理，致力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1882年，也就是福泽谕吉《时事小言》出版的第二年，他从进化论的立场，发表了《人权新说》，批判自己早年所宣传的“天赋人权”论，鼓吹达尔文主义，宣称“优胜劣败是天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说：“余才47岁时，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权新说》小册出版，此为余之主义开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观人生观乃全然变化。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著《人权新说》是也”。（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4页。 ）后来他把“进化论”思想扩大到国家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主张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极力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提倡侵略战争。他认为，“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注：加藤弘之：《弘之自传》，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22页。 ）与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抛出“脱亚入欧论”一样，加藤弘之鼓吹“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也使他最终成为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者，他的思想为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村茂树与传统道德的复活
    西村茂树作为“明六社”成员之一，早期也是学习兵学、洋学，在启蒙运动中作出不少贡献。但是与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一样，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传统道德方向倾斜。西村在1873年就说：“由倡导国中上下开化之说，而为人心轻薄，为奢侈，为贪欲，为放荡，为狡猾，此是开化之邪路”，（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对人们破坏道德的开化行为发出警告。1875年他又在《修身治国非二途论》中，重弹“修身”与“治国”相连续的道德与政治不分的传统老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1876年，西村创立了“东京修身学社”，致力于日本传统道德的复活和弘扬。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教育进步虽显著，但德育失其基础，人民道德甚不及昔”，（注：转引自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149页。）因此主张恢复儒教中某些因素。1884 年他将“东京修身学社”改为“日本讲道会”，1887年再改为“日本弘道会”，并正式出版了他在前一年写成的《日本道德论》，主张采用西洋哲学和儒教的长处，取长补短，来改造儒教，以使儒家忠孝道德以新的形式复活。
    《日本道德论》的要点是：为了确保日本对外的独立，即“保持本国之独立，发扬国威于外国”，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即“国力强盛”则“治安而隆盛”，也就是说为了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除了发扬智仁勇，即道德以外别无他法”。（注：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136页。）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论，而是带有以道德为基础的国策论的浓厚色彩。依西村看来，道德并不只是人心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这可说是国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废的结果”。而日本的“政府没有一定的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因此，绝对主义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西村认为，“要维持国家的风俗人心”，需要有道德，“维护”这种道德，又需要有“教”。那么什么教可担当这个角色呢？儒道是“忠孝之教”，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国民的风俗，不是其他诸教所能及”，对于臣民的教化，具有绝大的能力，所以具备有无比的优越性，“在今天以儒道为本邦道德的基础”实是最上之策。但是今天仅仅以儒道为日本新道德的基础，已经落后于时代，是不适当的。因为儒道存在着使人倾向顽固；过度尊重尊属；在理论上不够严密；过于重视太古而轻视现代；重男轻女；不是“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等缺点。西村认为在复活儒道的同时，要吸收西洋哲学“研究的精密”、“学理的微妙”的优点，来形成日本道德，挽救国家危机。当然，在《日本道德论》里，期待于国民的主要品德是“智仁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它的目的在于树立“忠孝之教”。因此，儒教主义是核心，西洋哲学的合理性、近代性、进步性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被组织起来的。后来，西村发展到提倡“忠君”、“尊敬皇室”的“国民道德”，成为儒教主义者。
    西村茂树的道德主义与福泽谕吉的军国主义、加藤弘之的侵略主义尽管主张和侧重点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目标是对外扩张，但也有着把国民的视线引向国外，缓和国内斗争的用意；并且，要向外扩张、侵略，也须有安定的国内秩序和国民对天皇制政府的同心协力，而这恰恰是传统道德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道德主义的直接着眼点是国内的秩序和风习，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伸张国权，并且，日本军国主义每一个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必然带来国内传统道德的强化。正是二者的结合，才使日本一步步走向疯狂对外扩张的道路。
    除上面提到的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外，西周、津田真道、森有礼等日本其他启蒙思想家在启蒙后期也几乎都背弃了自己启蒙初时的立场，转向保守和反动。究其原因，一是由其逻辑结构所致。他们认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人权”又回归到“国权”，把国家置于首位，为了国家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二是受其阶级属性所限。他们大都是官僚，或者本人虽然不是官僚，却和明治政府高级官僚有着个人的密切联系；三是为国内形势所迫。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尤其是明治十四年政变，使他们安身立命的明治政权面临危机；四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峙，争霸世界，“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所灭亡”（注：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脱亚论》， 转引自远山茂树：《福泽谕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的险恶形势促使他们反思过去的主张。总之，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初期的思想无疑对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推动近代化进程起了较大作用，而转向后的思想则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日本是一个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所有与别国的战争都是由日本首先蓄意挑起的，日本民族这种狂妄的对外扩张主义，尤其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应该说是与其启蒙后期思想的传播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