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1]01-0031-07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务省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了陆奥的铜象，即足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日本史学界，陆奥还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宣传。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一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故研究“陆奥外交”者多重视对“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谓“六·二出兵”，就是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陆奥宗光本人记述此事道：
    “适接杉村（浚）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注：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在陆奥的笔下，把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六·二出兵”写得如此轻松，这就容易示人以假相，似乎“六·二出兵”并不意味着要同中国交战，而只是想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而已。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维护势力均衡”政策。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断定，“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有此观点。他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分见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页。）（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84页。）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注：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见《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如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写了一部题曰《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的书，进一步发挥了信夫清三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第305-306、514页。）熊本大学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注：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载《熊本法学》第73号（1993）。）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编，第102页。）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⑧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于是，他密令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注：《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5卷，第33-34页。）到5月29日，陆奥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探听朝鲜政府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探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急派书记生郑永邦访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一面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袁世凯。翌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勘”的迫切愿望，以诱袁世凯上钩。袁世凯果然上当受骗，电禀李鸿章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东京博文馆1915年版，第250页。）就在当天，日本内阁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实，到6月3日，朝鲜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再到6日，清政府才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所部910人乘海轮赴朝，并与当天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第3款知照了日本政府。而在事实上，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的前一天，也是中国正式派兵赴朝的前4天，所以说日本是被迫出兵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看，也可证实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时，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川上操六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稍后，又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5月30日，伊知地返日本汇报情况。川上遂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政府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护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68页。）同时秘密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显而易见，此与陆奥宗光的意思不谋而合。当天，陆奥就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议。31日，他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若不早做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可见，就陆奥本人而言，早在内阁会议的前两天就决意出兵了。“六·二出兵”是出于被动还是先期预谋，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复次，从日本出兵的规模和部署看，也不能说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内阁作出“六·二出兵”决定的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势必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估计中国所派军队不会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派6000至7000的兵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迄于7月24日、即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前一天，清政府总共才派了3880名士兵到朝鲜牙山。为准备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打算，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日本决心要在兵力上压倒中国，其用心可想而知。后来，林董回忆当晚三人的讨论情况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看来，陆奥与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在此问题上并无分歧可言。这也说明了“维护势力均衡”说之虚妄。
    第四，6月5日，即中国正式派兵的前一天，日本即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大本营。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当时，如果日本止限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顶多派出一个师团的话，那么，从军事指挥上说，有什么必要设立如此庞大机构的大本营？这更是“维护势力均衡”说所无法自圆其说的。对此，只能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6月2日晚上陆奥宗光与川上操六已经达成共识，外务首脑与军事实权人物沆瀣一气，决心趁此机会将朝鲜问题引向对中国开战。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知，关于日本“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是难以令人凭信的。若真象以上所说那样的话，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后为什么不肯撤兵？其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政府又为什么仍令军队赖在朝鲜不走呢？这都是上述诸说所无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