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上述诸说，也可以将其归结为“非战目的”说。因为这些说法尽管用语不同，提出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不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其根据有四：
    第一，是日本假想敌的改变。信夫清三郎认为：“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已是竞相分割以前的假想敌国的西欧各国了。”（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260页。）他引用了山县有朋的两段话：一是1882年山县关于扩充陆军的建议，内称：“现在，欧洲各国距我国遥远，痛痒之感并不紧迫。……而观察我国近邻形势，迅速勃兴，绝不可忽视。……我国欲与之角力者，并非痛痒之感不甚紧迫之国，而在日本之近邻。”这里的“近邻”乃指朝鲜和中国，自无问题。一是1893年山县关于扩充海军的建议，内称：“我们不能不想到，东洋祸机不出十年即将破裂。那时，我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注①。）对第二段话应该如何理解，颇值得研究。从这段话中，并不能得出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成为日本的假想敌的结论。因为山县所讲的“东洋祸机破裂”不是指眼下，而是“不出十年”，应该是20世纪初的事了。所以，据此认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不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了，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1890年山县抛出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即明确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注：日本近代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版，第174页。）这里的所谓“利益线”，指的仍然是朝鲜和中国。可是，对日本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假想敌始终是中国，并不存在假想敌改变的问题。
    第二，是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信夫清三郎专门引用了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于1891年12月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今日军备之不能独立，使本大臣痛苦不堪。”（注：《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1926-1927年印，第1卷，第1491页。）此外，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如称：“在日本有没有钢铁原料呢？除了正在使用的以外，当前还没有陆海军能够使用的原料。……当前仍然须从国外购买。本来此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兵器的独立性，并非主要为了发展经济。然而，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而从国外购买原料，是不可能实现兵器的独立性的。”再如称：“一旦有事，不幸与钢铁供应国开战，或者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或者交通被敌舰切断，则现有的军舰、兵器就会立即出现不足，或者为了维修军舰、兵器，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若如此，怎样才能圆满地保卫国家社稷呢？实在不能不令人寒心。”（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以上所言，诚为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日本会放弃其扩充野心而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看到。明治维新以来，迄于甲午战争，日本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含有很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成分。试看1987年日本发兵入侵台湾时，他的军备能够独立吗？显然不能够。尤其是当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时，不仅在军备方面说不上完全独立，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战争才打了二三个月，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日本已经筋疲力尽了”。（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895年1月4日，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曾就日本的财政形势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的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c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1989.）
    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它证实了许多中外人士的预计，如果中国能将战争久持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上述情况在在说明，无论是日本在1874年发兵侵台，还是1894年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足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的和平目的，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理由是相当片面的。当时日本许多媒体鼓吹战争，甚至叫嚷要灭亡朝鲜。“冲其巢窟降其王”，“蹂躏八道意气扬”，并进而侵占中国，“何不蹂躏四百州”。（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这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过，信夫清三郎把这些战争叫嚣都视为非主流观点，他特地引证了能够“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和“具有权威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两篇关于出兵政策的社论”：第一篇是6月9日的社论：
    “政府最后决定向朝鲜派兵。若干支戎马不日将向汉江进发。而且，清国军队也已经进入朝鲜。我们希望我国的自我克制之师，不久将满载荣誉与和平凯旋。这次派兵，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在朝鲜的侨民。日本对朝鲜绝无任何企求。因此，事平之后，按照《天津条约》，与清兵一起撤退，不复留防，此乃理所当然。其结果，我们只想使朝鲜恢复到发生叛乱前的状态。我们岂能以一种局势的变化而危及朝鲜的独立呢？我们只是依据历来的政策主张，努力保护朝鲜。……既然我国的派兵目的如此，我国的对韩政策如此，派遣将士，无论陆军和海军，都须以和平为目的进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