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郑樵妄讥班固之误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郑樵时指出：郑樵学问淹博，记诵之富，考证之勤，两宋之际无有过之者，但他因此而傲睨万状，不可一世，“放言纵论，排斥古人，秦汉来著述之家，无一书能当其意”，“其量殊嫌浅狭。”（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夹漈遗稿》。）揭示的正是实情。而郑樵排斥最酷、诋诃至烈者，无过班固。不但在《通志·总序》中对班固痛加诋毁，就是在《校雠略》中也不断对其《汉书·艺文志》频频攻弹。但郑樵之所以如此，首要一点，就是因为在修史问题上他主会通，而班固主断代，由是，他不屑于对班固学术进行认真地分析探讨，以致他对班固未能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评论也往往有失公正。对此，胡应麟批评了郑樵的偏激之论。
    其一：“郑渔仲诮班孟坚，汉武以前，尽窃司马迁书，不以为惭。此不足为班病。子长于《左传》、《国策》固有全录旧文者。要在各成厥体耳。郑作《通志》，《礼略》全袭《通典》，《艺文略》率本《唐书》，亦以来后人之讪。第中间考索精到处，真有汉唐议论未及者，不可诬也。”（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郑樵讥班固之语，见《通志·总序》。在胡应麟看来，“固窃迁书”一事，并不算是失误。历史著述必须依据前人的历史记载，而不能自己凭空虚造，司马迁《史记》不也是因袭了《春秋》、《左传》、《战国策》等书吗？问题在于，引录前人的记载，是否能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史记》、《汉书》各有因袭，但都各成一家之言，即“各成厥体”，因此所谓“窃者”，并不足以成为二书之病。郑樵又说：“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注：郑樵：《通志·总序》。）可见他也并不反对采择前贤，但他对班固是否自成一家却不屑理会，因而发论不免草率，有失根柢。
    关于郑樵对班固的“窃迁”之讥，以前学界均引章学诚之说予以反驳。章学诚非常赏识郑樵，在学界大多讥讽郑樵之时，特作《释通》、《申郑》、《答客问》等文章，为之申解辩诬，自诩最为知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学界引录他对郑樵的批评，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胡章二人的有关言论对比互勘，就可发现，是胡应麟创议在前，二百年后的章学诚只是继志之士。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章学诚这段议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自注：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可以说，这段话正是胡应麟“不足为班病，要在各成厥体”一语的翻版。
    在上引胡应麟之文中，所谓“后人之讪”是指马端临。郑樵讥班固窃袭迁书，但他自己写作《通志》，也有类似行为，而且还自称“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故马端临责其“不堪检点”，“不亦诬乎”（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郑夹漈通志略》。）。郑樵讥班固之处，正是马端临批评郑樵之处；郑樵夫之偏，马端临也同样失之于偏，只论其失而不计其得，是他们的共同毛病。胡应麟以各成其体为标准，既批评了郑樵、马端临的失误，也为班固、郑樵进行了雪诬辩白。对于胡应麟为郑樵在马端临这里辩白，章学诚也同样加以继承，他说：“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所谓“诸子之意”，即指一家之言，而所谓“古人不能任其先声”者，当然就是“汉唐议论（所）未及”了。
    其二：“郑渔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论已过，不已则訾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谓其胸中全无伦类，不当取扬雄《太玄》、《法言》、《乐箴》三书，总列儒家。余考固《艺文志》，雄之前，刘向六十七篇，则《七略》旧目也，下注《新序》、《世说》、《说苑》、《列女传》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旧耳。乃以固步趋刘氏尚可，搀入《七略》所无便失之。然则向书《新序》、《说苑》，子类也；《世说》、《列女》，史类也。必訾其失，当归于歆，固何与邪？”（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郑樵原文见《通志·校雠略·编次不明论》，为便于理解，兹引录于此：“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玄》易类也，《法言》诸子也，《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无伦类。”（注：据《汉书·艺文志》，《乐》、《箴》本为二书，儒家旧有51种，郑樵于此并误。）继又在《编次之讹论》中说：“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后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书为儒家类。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复能反正也。”
    但事实上，班固将扬雄文字总为一类入录，正是沿袭了刘歆《七略》对刘向著述的处理方式，而且是亦步亦趋，完全照搬，即郑樵所说的“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者，因此，要说失误，也是刘歆失误在先，班固虽说脱不了干系，但也只是误袭或者说以讹传讹。郑樵却不加深考，舍本逐末，置刘歆于不问，而独责班固，讥其胸中全无伦类，不免意气用事。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也就此条批评了郑樵：“刘向所叙六十七篇，部于儒家，则《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也。此刘歆《七略》所收全无伦类。班固从而效之，因有扬雄所叙三十七篇，不分《太玄》、《法言》、《乐》、《箴》四种之弊也。郑樵讥班固之混收扬雄一家为天伦类，而谓班氏不能学《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刘歆也。乃于刘歆之创为者，则故纵之，班固之因仍者，则酷断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恶也。”（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三《汉志诸子第十四》（之八）。）毫无疑问，章学诚此论可说是对胡应麟“必訾其失，当归于歆，固何与焉”一语的申论。
    其三：“任宏所录兵书凡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伎巧。凡兵书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旧，独出《司马法》入礼类。郑渔仲大讥之。余读《汉志》及此，未尝不绝叹孟坚之卓识，而惜渔仲之妄讥也。《司马法》而为兵书，谁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种，皆后世行兵者流；凡《司马法》之言，率据道依德，本仁祖义，将置之权谋乎？形势乎？阴阳、伎巧乎？夫吉、凶、军、宾、嘉，兵固五礼之一，而《司马法》之言，一与《周官》相出入，是书弗置诸礼类，将奚置焉？益以信坚之识，非渔仲所窥也。”（注：胡应麟：《九流结论》卷上，载《少室山房笔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