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今学者对这种理解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事实上，我们惟一可以确信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被杀戮者的名字瓦沙。调色板上还刻有一行文字，即“荷鲁斯战胜了沼泽之国”，在此“沼泽之国”就是指瓦沙统治下的国家。在调色板上瓦沙与其他被征服者一样，都是几乎全身赤裸地跪倒在地。这种描绘并不代表种族歧视，它只表现了被征服者那种卑微凄惨的境地。
    从外形上看，这些被征服者既像埃及人又像外族人，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把他们同利比亚联系起来，或直接把他们同利比亚人等同起来。在纳尔迈调色板正面部分被毁的墙体中刻有一个象形文字符号（k5l204.jpg）；在攻城调色板（Siege Palette）所描绘的城防工事中也刻有一个与之类似的象形文字符号（k5l205.jpg）；另外在攻城调色板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译为“利比亚”的象形文字符号（k5l206.jpg）（注：Gardiner,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Vol.I,Oxford,1947,p.119.）。公牛调色板（Bull Palette）、盖博尔·埃拉·阿拉克（Gebel el Araq）刀柄和战场调色板（Battlefield Palette）所描绘的敌人，同纳尔迈调色板上的敌人一样，除了腰间系了一条短小的围裙外全身几乎赤裸（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 Bulletin of Egyptology Study（以下略为BES），Vol.11,1991/1992,pp.79-105.），而在文明的早期，这种特殊的服装只限于利比亚人。结合已经提及的内容相似的五幅浮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包括纳尔迈调色板在内的所有前王朝的考古资料所表现的系短裙的敌人，就是外国人，确切说是利比亚人。如果笔者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将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纳尔迈调色板主要揭示的历史事实是，瓦沙死于纳尔迈之手，而非“征服”和“统一”，实际上它是“埃及国王杀戮利比亚统治者家庭”的更早版本，直到第五王朝的萨胡拉统治时期，这一版本才被完全确定下来。与其他几个版本相比，纳尔迈调色板缺少关于敌酋之妻和牲畜战利品的描绘，但是在其反面底部的两个试图逃跑的男人，应该就是后来版本上的敌酋之二子。如果纳尔迈调色板的确是“利比亚统治者家庭”的早期版本，那么它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原始本还是对一个更早事件的再现？由于前王朝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大多把利比亚人描绘成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导致“统一”的“征服”的确发生过，发生的时间应该在纳尔迈统治之前的前王朝的某一个王统治时期。换言之，打败和杀戮名字为瓦沙的利比亚统治者和征服他的国家是一项如此伟大的功绩，以至于成为埃及王权神话的一部分（注：W.A.Fairservis,"A Revised View of the Narmer Palette",in JARCE,Vol.28,1991,pp.179-180;D.O'Connor,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ittsburgh,1980,p.185.）。因此“征服”和“统一”的对象应该是利比亚。众所周知，现代利比亚位于埃及的西部，而纳尔迈调色板所展示的被征服之敌却来自于埃及的北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前王朝时期利比亚的地理范围与现代利比亚的地理范围存在着差异。其证据如下：第一，在埃及语中含义为利比亚国和利比亚人的单词有这么几个：“泰赫努（Tjehenu）”，意为“橄榄油之国”（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BES,Vol.11,1991/1992,pp.116-119,no.A 239.），“泰姆胡（Tiemchu）”意为“北方之国”，“亚麻布之国”（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BES,Vol.11,1991/1992,pp.114-116,no.A 238.）；在攻城调色板的另一面刻有意为利比亚的象形文字符号（R），这个符号的原意是橄榄树（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BES,Vol.12,1991/1992,p.117.），这块调色板的其他地方还刻有牛群、毛驴和山羊等从敌城中掠获的战利品，也就是说，它们是利比亚人的牛群、树木和城市（注：E.Oren and I .Gilead,"Chalcolithic Sites in Northeastern Sinai",in Tel Aviv,Vol.12.1985,pp.28-29;J.M.Weinstein,"The Significance of Tel Areini for Egyptian-Palestinian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ronze Age",in BASOR,Vol.256,1984,pp.61-68.）。第二，从外貌上看，这些资料所表现的敌人很像埃及人，但是他们却穿着利比亚人特有的短裙，所以他们更像利比亚人。
    根据以上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前王朝时期，利比亚很可能并不在埃及的西部，而在埃及的北部。这个国家的基础经济是农业和畜牧业。它的农业以种植橄榄树和亚麻树为主，畜牧业以放牧牛、毛驴和绵羊为主。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利比亚人必须不断地迁徙，以使牲畜获得丰美的水草。从人种上看，利比亚人与埃及人十分接近，但是前者与后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非常喜欢穿着短裙，以至于它成了他们的标志物。
    然而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来，埃及三角洲地区从未种植过橄榄树，橄榄树的故乡应该在埃及东部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区（注：R.Gophna and D.Gazit,"The First Dynasty Egyptian Residency at En Besor" in Tel Aviv,Vol.12,1985,pp.9-16.），而利比亚却被称为“橄榄树之国”，另外在巴勒斯坦地区拜尔舍瓦（Beersheva）出土了一尊男性雕像（注：R.Amiran and M.Tadmor,"A female Cult Statuette from Chalcolithic Beer-Sheva",in IEJ,Vol.30,1980,pp.136-139.），我们发现在这位男子的身上穿着利比亚人的小短裙。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前王朝时期拜尔舍瓦地区应该是利比亚的一部分。
    在所有关于前王朝（○王朝）国王们的资料中，帕勒摩石碑及其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的残片是最重要的。开罗残片刻有7个头戴上下埃及双王冠的前王朝国王的坐像。其他国王皆只戴下埃及的红王冠。布里斯特德（Breasted）断言，这些头戴双王冠的前王朝的国王，充分说明了埃及早在前王朝时期就已经实现了统一（注：W.A.Fairservis,"A Revised View of the Narmer Palette",in JARCE,Vol.28,1991,p.89;DO'Connor,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ittsburgh,1990,p.50.），而那些认为第一王朝实现埃及统一的学者没能够注意到这一点，也没能很好地理解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因此，埃及的统一始自第一王朝建立的观点不应该再坚持下去了。那么，第一王朝是通过何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呢？根据传统上人们对纳尔迈调色板的理解，第一王朝的建立，应该是通过纳尔迈武力征服下埃及来完成的。而事实上，第一王朝建立的方式不止有武力征服，它还有另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那就是和平过渡，即上文已经提及的“渐进理论”。根据考古资料和人工制品，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我们发现前王朝和第一王朝的考古资料十分相似，并且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从前王朝到第一王朝的国王统治时期，陶器的种类、样式和艺术风格基本未变，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王朝到第一王朝的九个考古层面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暴力毁坏的痕迹。物质材料的延续性也表现在人工制品上，从前王朝到第一王朝的国王统治时期的人工制品，如权标头、调色板、刀柄、木质和象牙标签，它们的艺术风格不止相似，有的甚至完全相同（注：文思坦：《美国远东研究综述》（BASOR），Vol.256,1984,pp.65-67;N.Porat,"Local Industry of Egyptian Pottery in Southern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Bronze I Period",in BES,Vol.8,1986/1987;pp.118-119.）。在埃及统一问题上，笔者在主张和平过渡的同时，也不排斥或否认武力在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论述过的史前时期赫拉康坡里斯对涅伽达的征服，就是埃及统一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征服的最好例证（注：Weinstein,"The Significance of Tel Areini for Egyptian-Palestinian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ronze Age",in BASOR,Vol.256.）。
    总之，纳尔迈调色板上的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在重现其先辈征服北部部族利比亚的功绩。事实上，这一历史事件应该发生于前王朝的早期，埃及的统一也是在前王朝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并且前王朝是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第一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