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研究也很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功绩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如何全面、科学、准确地认识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如何通过对南方局历史的深入研究，总结党领导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目前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从三个中央局在国统区十年斗争历史的整体，认识南方局独特历史地位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三个中央局，是指1937年12月在武汉建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1939年1月在重庆建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及南方局东迁后1946年5月在南京建立的中共中央南京局（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从抗战以来党在国统区斗争的整体看，这三个中央局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阶段，前后共约10年时间。长江局是南方局的前身，南京局是南方局工作的延续。
    把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看作一个整体，是因为：第一，无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先后成立的这三个中共代表机构都是一脉相承的，其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和所管辖的工作范围大体一致，而且都是以周恩来等为其主要领导，成员亦基本上是稳定的。第二，这三个中央局都相继设立于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武汉、重庆、南京，都以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为依托，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时又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他们肩负着同国民党当局直接交涉的使命，也代表党中央同其他党派团体进行交往。第三，这三个中央局直接负责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的领导工作，并通过一报一刊在国统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四，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直接与国际社会在华机构和人员进行联系。因此，无论是长江局、南方局还是南京局，“实际上是党中央建立在国民党政治中心的前哨阵地，是率领国统区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是国统区人民心中的一盏明灯”。（注：《南方局老同志座谈会纪要》，2000年9月。原件存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但就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开展的工作及深远影响来看，南方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形成过程。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共中央局，一般都是党中央设在某一地区的代表机构，受中央委托，领导该地区党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种情况在土地革命时期尤为突出。
    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尽管仍是党中央派驻某地，管理某一区域党的工作的代表机关，但它与以往的中央局相比，却肩负了一项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肩负的历史使命。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凯丰、吴克坚、叶剑英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所管辖区域也比长江局时期更大，除了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等省以外，还包括“港澳地区党组织”（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以及同海外华侨的联络。南方局的工作仍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作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结合起来。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所建立的中央局所没有过的。与抗战时期其他几个中央局相比也有很大不同。长江局时期，国共关系较为融洽，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工作开展相对容易些。南京局时期，全国内战已经爆发，中心任务就是领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而南方局时期，因为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挑动内战，投降、分裂、倒退影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战后形势，国共矛盾几度激烈，这使南方局面临长江局、南京局所不曾遇到过的险恶的政治环境，斗争十分尖锐、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