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奠定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主要措施包括：（1）把统战工作作为核心任务，贯穿南方局工作的始终。在整个过程中，南方局坚定地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策略，形成了两种局面，即抗战时期我们党始终掌握着领导权，并不断扩大日益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而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2）统战工作始终抓住了一个关键，即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争取中间势力，首先是对中间党派或政治团体的统战工作，在当时主要是争取“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南方局和周恩来本着“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注：《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461页。），大力支持并援助他们在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新建立的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同他们一道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与卖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而共同斗争。其次是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周恩来1945年10月19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出席星五聚餐会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注：《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第三是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对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的统战工作。南方局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3）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实现了一个结果，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工作新格局，为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是南方局最具特色、最有深远影响的工作。
    （三）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抗战时期，文化工作是配合抗日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中国共产党对进步文化运动赋予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文化运动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传播“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注：《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1941年6月20日），《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为完成这一任务，南方局团结国统区文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高举两面旗帜，即“抗战”和“民主”的旗帜；坚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先进文化的方向，使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发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这两个党的文化和舆论阵地的强大作用，广泛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为国统区人民指明前进方向。（3）占领进步出版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阵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与思想批判。其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和思想批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武装国统区文化界人士的头脑，引导革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帮助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和加强国统区中共自身建设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4）打破政治高压，举办雾季艺术节，使大后方以话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战戏剧达到鼎盛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成为抗战文化中的一枝独秀。（5）南方局利用国统区便利的条件，把目光投向未来，通过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等组织，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
    南方局所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其影响是深远的。
    （四）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培养人才。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是在国民党当局限制封锁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是这项工作卓越的领导者。（1）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贯彻了一个方针，即“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突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走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2）重点抓住两个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外交往。第一个时机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前后，第二个时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中、美、英、苏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后，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指示外事组向英、美、苏等驻华使馆提供国民党加强新闻封锁、制造磨擦和有关中国抗战情况的材料，敦促各国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向各国驻华新闻记者揭露事实真相，系统提供国共关系的背景资料，供他们在国外作客观公正的报道，以揭露蒋介石集团的罪恶行径。（3）南方局把争取实现中共解放区战场同美、英盟军的合作抗日作为外事活动的目标，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其标志是1944年5月至10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延安和7、8月间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这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对美、英等国从事外事活动的结果。周恩来在当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这两件事不是普通的外事活动，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此后不久，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这标志着中共走上国际政治舞台。1946年1月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出席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招待中外人士的新年鸡尾酒会，到会的有美、苏、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捷克、墨西哥、挪威、伊朗、比利时和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馆的大使、武官，以及中外人士500余人。这么多的外国使团、在华机构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中共举行的招待会，这是南方局外事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历史事实说明，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