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不仅投身于保路运动，还积极参与立宪活动，成为东南地与张謇齐名的立宪派首领，时人称之为“张汤”。
    预备立宪是新政时期清政府的一次重要活动。汤寿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方面。预备立宪上谕下达后不久，汤寿潜和郑孝胥等人两次电请清廷，要求速开国会。为推动清廷立宪，1906年12月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联合旅沪江浙闽绅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了东南地区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并与张謇被举为副会长。1908年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公布后，汤寿潜等人认为，九年预备，期限太长。在5月29日预备立宪公会致宪政编查馆要求速开国会的电文中，汤寿潜增加了十分深刻的八个字：“时不我待，敌不我待”。他与郑孝胥、孟昭常等人以立宪公会名义致电清廷，要求“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并与张謇等人，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电邀全国各省立宪团体，采取统一步调，赴京请愿，以敦促清廷早日召开国会。在《代理浙人国会请愿书》中，汤寿潜以欧美和日本因立宪而富强的历史事实，指出速开国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等独不为？顾或疑人民程度太低，惟其低也，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未闻人民有权力之国而列强敢凌侮者。……日本人民敢于欧美方驾，国内工厂林立，商贩四出，我国何以不如，是有国会与无国会之别也。”（12）次年汤寿潜再次上书摄政王，陈述局势危迫，尽速召开国会的紧迫性：
    “夫立宪之精神，在处决公论，居民一体，呼吸相通，先帝所申谕臣民也。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政策不改，则口口莫辩，是非不明，前后易其面目，朝野易其好恶，何以慰先圣在天之灵，答薄海臣民之望哉？今者强敌四逼，主少国疑，非速定国是，不足以回列强之听”，并痛言“宪政茫茫，期以九年，大局岌岌，恐无来日。”（13）
    收回利权运动的正义性是无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立宪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革命党人从外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立宪派从内部推动清朝统治集团放弃专制政体，促进社会变革。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角度看，革命与立宪是两股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为浙江保路运动和东南地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汤寿潜应该享有他的历史地位。这与汤寿潜的政治思想分不开。
    二汤寿潜的政治思想
    汤寿潜1856年生于浙江绍兴，20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离家到省城杭州读书。当时，清政府的国力日益衰弱，内忧外患频仍，汤寿潜留心时事，致力于经世之学。1886年因“家贫求力养”，入山东巡抚张曜幕，更扩充了他的见闻。1890年汤寿潜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危言》为名刊行于世。《危言》共4卷40篇（1892年增删为50篇，仍为4卷）。在《危言》中，汤寿潜将“变法”一篇放在最后，作全书的总结，在《变法第五十》中，汤寿潜概括地陈述了变法的必定性和紧迫性：
    “历代有历代之法，一代有一代之法，历代之法递变，一代之法一递变。……夫弊者病也，法者方也、药也，天下病状万变，而牢牢又持不变之方以治之，虽樵僮筒妇，能笑其病之日绵缀哉？……病变矣而变其方、而变其药，亟起直追，廪廪如不逮；顾尚儒缓其论议，蹒跚其步履，狃因循则疑更弦之扰，猎捷则效则厌蓄艾之迂，及宜变之时而不变，则将有不及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14）《危言》将变法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深刻，集中体现了汤寿潜的变法维新思想。从《危言》看，他的变法思想涉及各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危言》强调发展工业，它说：“不富未有能强者也。”对洋务派已兴办的煤铁矿、轮船航运等近代企业，汤寿潜认为“此皆国家极大之利源”。洋务派经办工商企业，办不好的原因，《危言》说：
    “非矿误开者，第开者误矿耳”。它说：“大抵泥于官督商办之说，而无事不有官府总其成，遍招商股以资成本；矿匠多滥竽也，机器无实济也；总办、会办、支应、文案，名目既繁，开销自巨，但论情势为任用，不问贤否之混淆。……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而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而戏人之猴而已。”（15）《危言》主张招商承办，“就所验厘定其价之筹差，仿牙行纳贴利，刊发矿帖颁之藩司，由商民认地具领。计所入岁必不赀，或集资伙办，或独力开采，听其便。”（16）官不干涉，反映了发展私营资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