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主张以商办发展近代企业外，汤寿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在《危言》中，汤寿潜用较长篇幅论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他说：
    “海禁大开，既不得闭关以谢客，尚幸内地为我所自主，数大枝铁路一成，陆路尚务必日新月异，以分海疆之势，以植自强之基，中国大转圜之机，其在是夫，其在是夫！”（17）但修筑铁路耗资庞大，当时国库空虚，为解决资金问题，汤寿潜主张借助绅士的力量。他说：
    “今不妨谕令地主附入股份，由总局为其地之值，而予之以券，俟成路得利，按值分息。……窃谓招之于已成，何妨招之于未成，先行逐段勘估每里工料车价，一面筹款垫造，一面招商认造，以所造之路权利属之，而岁所入几于官。商人多认一里，即公中可少造一里，则制造一项减矣。”（18）汤寿潜对铁路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是他后来投身于沪杭甬路，主张广集民资自行创办的思想基础。
    在政治方面，汤寿潜提倡议院制度。在《危言》中他指出：
    “若如采西法而变通之，自王公至各衙门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均隶上院，而以军机处主之（军机处非行走者不得至，可以内阁主之）。堂官以下各员，无问正途、任子、赀郎，及翰林院四品以下者，均隶下议院，而以都察院主之。每有大利之当头，大害之当替，大制度之当沿革，先期请明谕；得与议者，殚思竭虑，斟酌古今，疏其利害之所以然，届期分集内阁及都察院，互陈所见，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外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在外省，府州县事有应议者，自巨绅至举贡生监，与著有能名之农工商，皆令与议，而折其衷。”他坚信“我国家转弱为强之机”，在此一举（19）。汤寿潜这时心目中的议院与西方的议会还有一段距离，但他改革专制制度的民主精神是相当鲜明的。
    议院与宪法分不开，汤寿潜对议院的重视引发了他对宪法问题的研究。1901年，汤寿潜撰写了《宪法古义叙》。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民权的压抑、君权的扩张是“中国无数百年不斩之统，无数十年不乱之省”的根源，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宪法者，民权之护符，而亦君权之后盾。彼疑立宪有损于君权，非真知宪法者也。”（20）在汤寿潜看来，实行宪法，既可使君、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也是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关键。
    总之，从《危言》及其的《宪法古义叙》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汤寿潜已形成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亦即在中国经济与政治两方面推进近代化的思想。汤寿潜的《危言》刊于1890年，比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还早刊行四年。它反映了汤寿潜对鸦片战争后历史潮流的清醒认识，并由此产生危机感。这正是新政时期汤寿潜创办铁路、推动立宪以及后来由立宪转向共和的思想基础。
    三由立宪向共和的转变
    新政时期，汤寿潜致力实业和立宪，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近代化，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又使汤寿潜不断感到失望。保路运动期间汤寿潜多次表示了对清廷的不满。他在给军机处的函电中指出：“杭谣暴动，实外务部制造，朝旨促成。”（21）1909年在《四年期满告退文》中汤寿潜再次流露了对清政府不能有效支持商办铁路的失望：
    “嗟乎！人之商办，官奖励之，补助之，惟恐其不成；我则朝廷导引于前，贪且暴者摧锄于后惟恐其成。潜、藻诚不足以动中央，术不足以驭外人，鸩毒在前，虎狼在侧，沪轨虽接，所愧所负，不以退而须臾释也。”（22）1901年清廷任命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的上谕下达后，汤寿潜在给军机处的函电中愤然指出：“查盛宣怀既为借款之罪魁，又为拒款之祸首。……苏浙已躬被盛宣怀之累，复使受其教令，忍乎不忍？内灾外患，人心固结之不暇，而解散之乎？”并隐然将自己处在与清政府对立的地位：
    “钧处若以罪魁祸首为非，似应奏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若以罪魁祸首为是，必以遵旨商办为非，亦求请旨严饬汤寿潜，勿令干预路事。”（23）
    如果说保路运动使汤寿潜对清政府感到失望，那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加大了汤寿潜的离心倾向。据《汤寿潜年谱》记载，1911年6月27日，汤寿潜与郑孝胥在汉口相遇，两人在思想上产生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汤寿潜对君主立宪的态度由支持到怀疑，开始赞成共和，而郑孝胥仍主张保皇。至此，“汤、郑分道扬镳，断绝往来。”（24）
    在保路运动中，汤寿潜与革命党已进行了实质上的合作。参加浙江光复的革命党人吕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对此曾有涉及。他说：
    “‘沪杭甬铁路’，藉对阻碍革命者施以釜底抽薪之策，并以汤寿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到处张扬对抗之声，汤且不顾生命危险，入京与邮传部斗法，结果如愿以偿。”（25）革命党人褚辅成、张元济、马逢伯等人在保路运动中甚为活跃。保路运动不仅得革命派的支持，而且汤寿潜也因领导保路运动而得到革命派的信赖。在浙江，革命与立宪两派不尽在保路运动中通力合作，而且两派一直有良好的关系。如谘议局成立后，由于议长陈黻震的开明态度，谘议局不尽有革命党人，而且还占据高位。革命党人陈时夏为谘议局副议长，褚辅成为常驻议员。杭州光复前，革命党人在进行部署时，采取了褚辅成的建议，决定“起义时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即由褚辅成担任向汤接洽。”（26）另据黄元秀回忆，“汤在事前常与民党中人往返，虽未参加革命，行动精神早有默契。”（27）武昌起义爆发后，汤寿潜即与谘议局议长陈黻震等人联络绅商各界，在谘议局开会成立团练总局，名义上为维护社会治安，实际上是为响应武昌起义做准备。后因事泄而流产。
    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后，于1911年11月11日与苏州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陈其美，明确提出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自武昌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28）至此，汤寿潜完成了由支持立宪向拥护共和的转变。
    注释：
    ①④⑤⑥⑦罗家伦主编：《江浙铁路风潮》，国民党党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83年版，第1、157-158、336、219、220页。
    ②③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8）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版，第69、546、71、113-114、196、131、489-490、536-537、312-313、245、246、290、310、223-224、265、625、181、588-589、635、603页。
    （25）（26）（27）《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0、164、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