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取得可喜进展，在史学自身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挑战，而且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提高了史学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对于新时期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考的过程与成就作了简单回顾，相信总结这一理论思考的过程、成就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自觉性，进 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是有意义的。
    一、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思考从“四人帮”被粉碎后即已开始，伴随着20年来史学工作的进展，这一思考在不断进行，并逐渐深化，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 把它划分为互相联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粉碎“四人帮”之初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主要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并由批判影射史学和极左思潮，开始呼吁实事求是学风。这一 阶段实际处于改革开放之前，可以看作是理论思考的序曲。
    文革当中，史学遭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展开对影射史学的批判，成为重焕生机的史学界的首要任务。当时《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 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的文章。白寿彝《儒法斗争史的虚构》（《中国建设》1978年9月号），黎澍《“四人帮”对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正确理解“古为今用”》（《光明日报》1977年9月1日），以及陈智超、何龄修等人分工合作撰写的批判影射史学的专门论集《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等。这批文章对影射史学实践上的反动、理论上的荒谬、对史实以及历史科学的践踏和歪曲、恶劣的社会与学术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苏双碧在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随后陆续发表的黎澍等人相关文章，揭露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阴谋 活动，分析批判了他们的反动理论，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随之而来的为吴晗、翦伯赞等一批史家平反的举措，在长期压抑的史家心海中激起的波澜，和由此释放出的能量，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一批呼唤实事求是学风，倡导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理论文章。代表作品有《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刊载的丁伟志的论文《“四人帮”是历 史科学的敌人》、刘泽华的论文《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刊载的戴逸的论文《实事求是，勇于创新》，韩儒林在南京大学一次会议上所作《打破“禁区”，解放史学》（《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的发言，1978年11月白寿彝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上所作《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的发言等。它们对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史学的复苏并重新焕发生命力，起了开路作用。
    第二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80年代前期。在打破“两个凡是”枷锁，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史学界由对左倾思想干扰的思考，进而反思教条主义、公式化、片面化和 绝对化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对史学内在规律探讨所造成的失误。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科学解决中国历史问题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思考。
    1979年2月的成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发起的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揭开了用历史和实践检验我们长期尊奉的一些理论认识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原意，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准 确理解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序幕。这一讨论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戎笙、董楚平、戴逸、刘泽华、王连升等学者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到1980年 底，发表的论文有200余篇。这个讨论是中国史学界引入马克思主义以来，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理论思考。“它们在1979年前后出现，首先具有破除现代迷信的巨大意义。……其次，在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每一位学者都力图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出发，都力图自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旨的原意，都力图独立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此，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是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普遍的再学习，其意义不能低估。”[1]接下来史学界陆续对历史创造者、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分期、人物评价、史学和现实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在纠正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加深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理解，提高运用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实际上一直影响着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