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
    文革和文革之前，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片面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等失误，这些教训在新时期不断地被人们反思，实际上成了一笔精 神财富。现在学界普遍认识到：（1）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深入钻研理论内涵、准确理解根本原理，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取己所需；（2）要以基本原理作为研究的工具与指针 ，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代替自己的研究，更不能把个别结论视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3）历史现象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又有各自的特 点，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与发展规律，把握好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对历史演化作出准确的解释，也才能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所以要与本国历史、本国现实紧密结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体系；（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不但丰富和发展，要有随着时代节拍不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勇气，同时对于西方其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也要不断研究吸收，这样才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理论体系。
    戴逸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撰文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剪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 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9]文中所述原则现在还是适用的。
    白寿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他这样论述这个必要性和理论根据：“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 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又论述建设的途径：“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帮助。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10]（P310）林甘泉最近提出 ：“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说有条件、也有义务，建设一个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11]（P12）
    对于发展唯物史观，人们普遍感到了这种必要，但如何着手进行，怎样确定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可以发展的部分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谨慎从事的。蒋大椿和庞卓恒等人的讨 论文章为此开了个头，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个工作上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中国史学是会因此引起世界瞩目的。
    4.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也就是史学要不要发挥社会功能、怎样发挥社会功能的问题。 “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这个恶例让人们对于史学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与政治的关系 有了更深的思考。这方面理论成果相当多，人们基本有了共识。中国自古以来就讲史学要经世致用，优秀的史学作品也都是深刻剖析社会，能够给人们施政、做人、行事以教育和启发的。史学研究要在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揭示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提供有益的指导，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服务于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孙思白对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了较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 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等等[12]。朱政惠的有关分析比较详细：“任何时代的有影响的史学，没有不和现实政治联系的。问题在怎么看、怎么做、做哪些具体的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立之初，目的在于解放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怎么能脱离现实政治呢？否则如何发挥社会功能呢？在急迫的救国实践中，只有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起好这样的作用。和平时代也还需要有学者代表国家意识形态做研究，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遵循历史学科本身的规律，百花齐放地全面发展也十分要紧。如果史学研究仅仅以各种政治问题、方针政策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斗争的需要来选取研究的课题，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领域的狭窄化和研究论题的单一化。史学如果一味强调纳入现实政治斗争的轨道，容易出现曲解历史、影射现实、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倾向。……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着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诚然，史学关注社会及其经世致用作用的发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所谓‘度’，归根结底是尊重历史真实，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这都是涉及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史学研究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关键所在。”[7]（P206-207）
    白寿彝特别强调史学的教育功能，多次呼吁加强历史教育工作。他说：“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说它的战斗作用，有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总结历史经验，上 升到理论。二个是总结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吸收国外的遗产。第三个，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对于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他作了具体阐述：“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要产生社会力量，要产生社会的效果。……如果是接受正确的历史知识、正确的历史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有利。有了更多的人看到历史前途是什么，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全人类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就在不同 程度上，可以坚定他们对工作的信心，在工作上的勇气，这对于建设我们新的国家更为有利。马克思说过，革命的理论一旦掌握了广大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10]（P271，270）
    发挥社会功能，是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正确处理好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常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应有功能，不但会促使史学事业本身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会扩大史学 的社会影响，让史学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每个史学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我们的工作就会大大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