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寓税于价”
    春秋齐国因为有山海之利，最早实行盐铁专卖，即所谓“官山海”之法。把私有变成官有，把征税变成垄断经营，把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在当时社会起到了迅速提高国力的作用。
    黄天华说，管仲认为要“薄税敛，毋苛于民”（《管子·五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也就是说，管仲反对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收税。收了民众的税，民众自然要提出权利要求。最好的办法是虽然收了税，但民众却不知道自己被收了税。《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煮沸水以籍天下”（《管子·海王》），管仲用实证的方法向齐桓公说明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国如何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两倍于人头税的收入。管仲还说，即便是百倍之利，人民也无可奈何！随即，齐国的盐价飞涨至他国数十倍。要知道，因近大海，齐国的盐供应量应该是无限的，完全市场情况下，盐价根本上不去。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甚至对贩卖私盐采取镇压手段，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盐再贵，人还是要吃。
    这就是所谓“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以专卖替代直接税收，避免了内部矛盾激发，又达到了抑商弱民的效果，盐税寓于价的奥秘就在于此。
    司马迁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盐的居功至伟。
    盐利无穷
    国家卖盐一本万利，一点都不夸张。
    虽然，在盐业专卖肇始的齐桓公时代（公元前685年到前643年），以及通过《盐铁论》就是否专卖讨论得沸沸扬扬、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加强专营的汉武帝元狩年间，盐的专卖收入都已经不可考。但是此后历代盐利，经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郭正忠在所著《中国盐业史（古代编）》里考订，甚为可观：唐代盐利岁收曾达680万贯，宋朝曾达近3000万贯，元代曾经达700余万锭，明代曾达200多万两白银，清代更是超过了1000万两白银，高峰时达到4000万两至5000万两（太平天国时期）。
    对于盐利的增长，固然有历朝增加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的激增，尤其是“计口授盐”的清代，乾隆时期人口上亿，所收盐税也就十分可观了。
    由此，中国古代的财税结构，自中唐以后大为改观。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中国古代的三大税种——农业税（或土地税）、人头税和盐税，前两者均可以通过各种作弊手段来逃脱，唯独盐以其不可缺的特性，让历代政府实际上能够准确掌握人口的数量。比如若要攻击一座城市，首先要计算人口和敌军军人的数量。在抗日电影《古刹钟声》里，养伤的侦察科王科长就让警卫员虎子算了庙里的每月粮食耗费，得出了日伪特务的数量。但是事实上粮食的替代品很多，通过这一办法推算人数并不准确。盐则完全不同，每个人消耗的盐的数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正常情况下了解到消耗量就能倒推出驻军的人数。于是，盐的销量时至今日都是秘密。
    有的时候，盐甚至用来封锁对手。革命故事中就有我根据地战士冬天穿棉袄去敌占区把盐水带回来的事例。盐对政府极端重要，对每个民众同样极端重要。黄天华说，这也就是盐政牵动中国古代的时政、军政、民政的主要原因。
    食盐专卖古已有之
    黄天华说，盐政的主要财政形态就是盐贡，特别是《尚书·禹贡》所载的“盐”贡。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刘德法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了“盐”，他认为汉字很有讲究，有象形文字的基础，“盐”字繁体正写为“鹽”，是由“臣”、“人”、“卤”、“皿”四个字组成，实际上“盐字分为三部分：下部象征制盐的工具，上部左边表示王权之下的官僚，上部右边则是制盐的卤水。这个字较具有甲骨文的特征，且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权对盐的垄断”。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程念祺对中国古代盐专卖史研究精深。他说，食盐专卖制度古已有之。在周代，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领地和人民，商人在他们的领地上销售食盐，必须获得他们的特许。这就是最早的食盐专卖制度。那时，盐商一般都是领主的附庸。类似的食盐专卖制度，一直到汉武帝以前都在实行。
    专卖即所谓“榷禁”。秦汉的食盐，一直到汉武帝之前，还是实行专卖。盐商与官府总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履亩而税既做不到，而舍地税人又造成大量人口逃亡，在不进行土地清查和人口清查的情况下，汉武帝的针对性做法就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不管是什么人，总要吃盐。国家收不到土地税也收不到人头税，那就收食盐税。
    程念祺认为，按照汉武帝的想法，食盐的官营，可以将天下盐利一举纳入国库。但是，国家没有专理煮盐、冶铁之事的人才，汉朝不得不将原来的盐铁商收编，成为为政府经营盐铁的官吏。史书上说，当时官盐卖得很贵，百姓都吃不起，只好“淡食”。实际上，用盐商为官府经营食盐，许多权贵乘机加入这一由国家垄断的发财事业，因此大量增加了官营食盐的成本，又加上官商和权贵从中贪污，盐价不得不贵，否则国家就没有了赚头。可见，食盐官营并不能做到“民不加富而国用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