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蒋介石要唆使张学良在中东路挑起事端？
    中东路事件的真正肇事者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而不是张学良，事情似乎清楚了，但为什么南京中央要在这一时期在东北挑起与苏争端，并唆使张学良反苏呢？要明白事情的真相，还需要对此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深层原因作进一步的揭示。
    让我们先看看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中国国内的情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后，蒋介石便开始为塑造“孙中山继承人”的形象而不遗余力。然而，由于其在处置“宁案”和“济案”中对列强近乎屈辱的退让，在国内引起普遍不满，于是打出“革命外交”招牌，做起了“争国权”的表面文章。（注：关于国民政府此一期间推出“革命外交”的目的和评价，本人已专撰两文予以探讨，分别刊《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然而，由于蒋介石推出此外交的真正用意主要是为了包装自身和对付异己，故出台后不久就被列强窥破底蕴，纷纷以“中国政局尚非稳定”为借口，对中方要求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互相推诿，除在收回“关税自主权”问题上，因美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给了中国一个画饼充饥式的允诺外，“革命外交”甚难再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时至1929年，国民党内派别之争趋于白热化，蒋介石的合法地位再次受到党内反对派的挑战，继蒋桂战争后，蒋冯战争接踵而起，汪精卫的改组派也十分活跃。为对付这些反对派，蒋介石急欲有所“建树”，于是南京方面乃有“收回中东路权”之策动，期以此一方面迎合英、美反苏心理，同时也为政府收效甚微的“革命外交”增添些许“业绩”，这可说是南京中央此时唆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的一个重要动因。对国民政府的这一意图，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评论是：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中方欲以强制手段夺回中东路来增加其经济上的收入与民族主义上的威望”。[8]（P226）史学家郭廷以则进一步将其意图概括为三点：“一反俄，二讨好英、美，三收回利权”。[9]（P605）所以，南京政府此时制造中东路事件，是有一石三鸟妙用的。
    除此而外，蒋介石这一时期策动东北当局与苏冲突，还有一个隐藏于后的动因，这就是通过制造这一事件，把易帜不久的东北地方实力派张学良跟南京中央捆绑在一起，以对付此时正在蠢蠢欲动的阎、冯等北方实力派。如前已述，中东路事件乃发生在蒋桂和蒋冯战事之后，当时在蒋冯战争中败北但实力尤存的冯玉祥，正使用连横合纵之策，四处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作东山再起的图谋。蒋介石深虑张学良会为冯所争取，而要绝张与冯的关系，则必须使这位桀骜难驯的少帅对南京中央有所依赖。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设法让张学良与苏交恶，因为在蒋看来，冯玉祥是可能投靠苏联的，而东北当局一旦反苏，即可使“冯玉祥和张学良联合的可能性消失无形”，同时也让张学良更离不开中央。对此，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作过揣测，他的分析是：“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即“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用政治手段对付阎的第三集团军，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7]（P406）顾维钧的这一揣度并非妄测，在日本学者所撰《满洲事变》中也有同样的记述：“国民政府首先企图在统一东三省外交权的同时，把张学良政权引向对苏攻势……甚至还设想如果中苏间发生冲突，那么实际与苏军作战的将是东三省的军队，因而会自然而然地使张学良更加依赖南京政府。并能将铁路利权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5]（P70）而张学良，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年少而气盛，在改旗易帜后又极想在东北有所作为，经南京中央这么一怂恿，于是在低估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及自身并无准备的情况下，把从外人手中收回主权的目标指向了在东北境内与苏联人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
    除了上述动因外，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与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日方针上的考虑也不无关系。中东路事件发生在1929年7月，此前日本在台上的是强硬派军人领袖田中义一。田中于1927年4月取代原外相币原，上台后即全力推进其对华强硬政策，两次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山东，并一手制造了“济案”。尽管在此案中，蒋介石对日竭尽忍让之能事，但也因此而对日“失望”，从而在外交上放弃了原先的“亲日”取向而设法靠拢美、英，这使田中很被动。（有关蒋介石与币原、田中的关系，以及南京政权在“济案”前后外交取向的转换的论述，可见拙文《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外，“济案”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日情绪，美、英等国也因是案加深了对日本的警惕，这也使日本感到压力的增加。特别在皇姑屯炸案后，日不仅未能“乘乱控制东省”，反而导致了东北易帜的加快。于是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田中上台后屡屡“随意滋事”产生不满，认为“不察大局、缺乏慎重、徒遭反感”，这是币原在一年后得以再次上台的原因。[5]（P54）而币原的复出，似乎使美、英人士看到了“日本重回华约体系”的前景，也让蒋介石再次做起了与日修好的美梦。为取悦日本舆论，借币原的复出改善与日关系，南京政府在币原重新上台前，就多方设法在国内消弭民众的反日情绪，几次下令禁止抵货运动。6月9日又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全国反日会改名为全国国民废约促进会等，不过收效都不明显。[5]（P71）7月4日，币原正式复出，7月10日便发生了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武力收回中东路的事件。这一幕上演的时间与币原上台仅一星期之隔，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正如一些日本学者也已指出的：南京方面显然想借“把张学良政权引向对苏攻势”，煽动反苏“以冲淡国人因济案推延不绝国内弥漫的反日情绪”，“如果能因此而把反日运动转变为反苏运动，那么也许能把国民政府的对日谈判引向有利的地位”。[5]（P70）果然，此举相当见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的7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发出了禁止反日的命令，并要求“迅即见效”，次日不仅南京的反日运动停止了，而且中国各地的反日运动也相继陷入停顿状态，最后则转变为反苏运动。[5]（P71）对此，国民政府甚感满意。立法院长胡汉民在7月28日立法院纪念周演讲时兴奋地谈到：“最近上海《民国日报》因为中俄问题测验民意，结果有十分之九愿意从军和对俄开战，这也可见我们的民气所在”。[10]
    以上，是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唆使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在这一期间制造中东路事件的深层动机分析，这些动机在以往对事件的论述中是往往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