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注：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注：情报委员会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1953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595，оп。6，п。13，д。769，л。223。转引自V.Zubok,and C.Pleshakov,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Harvard Uni.Press 1996,p.76。）斯大林在1953年2月28日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在谈判中“争到底”，当然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注：沃尔科格诺夫著：《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632页。）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注：195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苏联立场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注：俄国学者的论文中披露了许多这方面的档案材料，可参见Л。Безыменский，завещаниеСталина？Новоевремя，1998，k14；Е。зубкова，Кадроваяполитикаичисткив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1999，k3，4，6；Ж。А。Медведев，Секретныйнаследник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9，7。）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认为他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1953年3月5日，АПРФ，ф。2，оп。2，д。196，лл。1-7。转引自Источник，1994， 1，лл。107-111。）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注：有关内务部改革的情况，笔者在即将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中收入了一组档案文献。）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注：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注：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99-300页。）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注：关于这种意见的最新表示，见Conrad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 2,（June 2000），pp.84-85。）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注：丘耶夫著：《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26页；F.Orlandi前引文。）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注：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4。）但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8页。）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9页。）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注：《真理报》1953年3月12日。转引自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4。）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注：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АПРФ，ф。3，оп。65，д。830，л。58-59。）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注：约翰·托兰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618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注：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3月18日，转引自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155。）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美国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注：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19日，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8页。）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