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4号记录摘录，1953年7月4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注：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年7月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48-150。）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注：停战协定签字后，苏联大使与毛泽东会晤时改变了说法：“苏联领导人完全同意中国的分析，目前结束朝鲜的敌对状况的形势已经成熟了。由于军事上的原因，对方不想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E.P.Bajanov and N.Bajanova前引书第197页。）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什么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13页。）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的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3页。）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48页。）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4页。）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注：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87-189。）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注：C.Crane前引文，第84-85页。）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