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注：C.Crane前引文，第82-83页；《漫长的战斗》，第626-627页；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730-731页；比尔等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文版，第88页；安布罗斯著：《艾森豪威尔传（1952-196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92页；波伦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文版，第436-437页。）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注：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335页。）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06、411页。）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注：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年5月28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6-13。）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04-305页。）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22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注：《彭德怀年谱》，第55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50页。）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31、425页。）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1-452、432页。）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各方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注：苏联外交部第17286号密码电报，1953年7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л。136-147。该电报的不同部分分别转引自А。В。Торкунов，эагадочная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ова，2000，лл。280-281；E.P.Bajanov and N.Bajanova,The Korean Conflict,1950-1953:The Most Mystcrious War of the 20[th]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Manuscript,pp.193-196。）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