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四川井研（今四川眉山东南）人，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学者称其为秀岩先生。其考史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其史学代表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的考异以及考史专著《旧闻证误》中。从《要录》考异中我们可以发现，李心传作编年史，是沿温公与巽岩之统而来的，无论是考异方法的使用，还是考异成果的多样化，《要录》都从《资治通鉴考异》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汲取了大量经验。《四库总目提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要》称：“是书乃纂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注：参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第325册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文凡引该书文字，只标明卷数，不另出注。本文中所引诸如日历、实录、《建炎中兴记》、《遗史》、《小历》等文献资料，凡未特别标注者，均转引自《要录》。）但是，李心传的考史工作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即以宋人笔记小说中史料与正史进行互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笔记小说等说部中的史料，各个史家有不同的态度，如修《册府元龟》之臣就很少用野史，吴缜考史也很少用笔记资料，而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则大量使用了笔记中之材料，但考证不够精详，等等。宋代文人有记笔记、作野史的风气，李心传修本朝史，首先不能对这些史料视而不见，如果只用官修史书中的材料，势必遗漏大量有价值的史实。因此，李心传基本接受了司马光、李焘对野史的态度，即非常重视，大量引用，但引用之前必须仔细考证。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李心传考据说部的工作做得最为突出，在《要录》考异中以日历、实录的资料证宋人笔记之误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旧闻证误》则可以说是一部专门考据笔记之误的著作，清人李光廷在《<旧闻证误>跋》中云：“说部之书，见闻异词，每难徵信，各家著录时有辨证之词，至专取一书而辨之者，则汪玉珊《石林燕语辨》是也。此编更合古今见闻，无论正史、杂录，一一皆为正定。……王叔永《燕翼贻谋录》云，稗官小说所载国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质以《国史》，为《典故辨疑》一书，凡诸家所载无一非妄，几可尽废，能深中宋人说部之失，盖先于此。”[1]（P77）虽然其说稍有偏颇，但仍道出了心传证说部之失的功绩。
    一、李心传证说部之失举例
    《要录》考异中有大量以日历、实录证说部之误的例子，《旧闻证误》一书更是考书五十余种。以下仅举几例加以分析。
    《要录》卷一：“王以耿南仲主和议，请与俱。乃拜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为龙图阁直学士。”
    耿延禧《建炎中兴记》详记其父南仲如何坚决让耿延禧随康王出使金营，“臣虽此一子，当国家艰难，岂敢辞”。但据实录，则为令延禧代南仲行，南仲奏：“臣老只有一子，乞免行。”上曰：“姑令往，渡至河，即召回矣。”据此，“则延禧所记，似其饰说，今不取。”实际上，从《宋史·耿南仲传》中也可看出其为人：“金人次洛阳，不复言三镇，直请画河为界。于是议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2]（P1130）曾做出极力避祸的举动。同时，南仲认为自己曾为钦宗东宫官，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等越次进，位居其上，遂不能平。因每事异议，摒弃不附己者。其声誉可谓极差。因此其子无论如何以私史为其父掩过，也容易为人识破。
    《要录》卷二：“遂害亨伯于堂中。”
    关于陈亨伯死于徽宗过中山之时，赵甡之《遗史》与国史的记载发生矛盾，“史与甡之必有一误”。在这里，李心传讲出了他的判断标准：“臣修此录，凡系日月者，必以国史为断。”可见他是将国史放在第一位的。但他并没有泥于国史的记载，仍然考虑到了一些特殊因素，他说：“此时河北已隔绝，史臣亦是得之传闻，容有差互。以未有他书考证，姑附于此。”虽然以国史为断，但并不敢保证不失，仍将此点特别说明于后，此条充分说明李心传谨严的治史态度。
    《要录》卷三：“潜善持李宗书见王。”
    耿延禧《中兴记》中详载黄潜善杀李宗之经过。但据《日历》记载，绍兴中，赵鼎尝以此事上奏，高宗说：“不然，当时措置，皆是潜善，李宗见存，自可问也。”由此可证李宗当时未尝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耿延禧在其笔记中误记的呢？据李心传考察，原来黄潜善当权时曾排挤过耿延禧，“特延禧怨潜善当国斥己而诬之，今不取”。
    《要录》卷六：“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府尹东京留守。”
    熊克《小历》云：“宗泽为东京留守，时郭仲荀统禁旅在京城，黄潜善、汪伯彦颇疑泽，因就命仲荀副之。”李心传考证说：“此承林泉《野记》所书而不考其实也。”林泉《野记》中记载此事说：“宗泽为京城留守，招降诸大寇王善、杨进、丁进等，兵势甚盛，泽有渡河迎请二帝之意。黄潜善、汪伯彦疾其功，又疑其为变，遂以郭仲荀为副留守以察泽也。”（参见《要录》卷十六考异）据《日历》记载考证：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开封府言宗泽卒，十三月乙未，郭仲询充京城副留守。盖黄潜善等闻泽死，而后除之，非以察泽也，且是时杨进、丁进皆未降，汪、黄胡为疑之？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李心传在遇到宋人笔记资料与正史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以《日历》、《实录》等官修史书为据，以破私说。原因很简单，私家之说，虽然可为第一手材料，但大多得于传闻，可信度较低；而官修史书，从史局的设置、史官的分工到史料的集聚，体制都比较完备，尤其宋代修史制度，更胜于前代。[3]（P361）李心传身为史官，对官史与私史的优劣自然能够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