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人类学家看来，“历史是意识形态，而且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虽然许多人以为它是‘真实’和正确的，它却容易为人所操纵和重述”（29页）。例如，有些掌权的人为了自己想得到的利益，故意采取行动，去强调或重新创造历史知识和感觉。“最先开始发明传统和历史的，是许多没有什么权力的个人，这些人一定是由传统和历史的发明及其得到认同的某种展望中，看出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当他们发明最投合权力或想谋求权力者的脾味因而得到宣扬，发明遂以成功”（29页）。而且，传统被发明出来，故事并没有划上句号。实际上，“每一个世代都在重写其历史。不仅如此，重写可以在一个世代尚未结束就发生，也可以能更久。萨林斯曾经强有力的提醒当代的人类学家，一个民族对其本身的历史，有可能继续不断的再创造”（30页）。萨林斯用社会文化事物的“实际的重新评价”来说明这一过程。“因此，‘现在之中永远有一个过去’，‘过去之中永远也有一个现代’，于是，反过来解释过去之中永远也有一个现代”（31页）。
    很显然，根植于其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历史的目的并非和历史学家一样，他们更重视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对现在的解释，他们似乎是在“参与体验”历史，而不像历史学家在追求重建一个“真实”的历史，虽然史学界经过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取得胜利，但不可否认，历史学家至少很重视历史事实的考证与辩析。如果说，这一点和许多持后现代理念的历史学家并无不同之处的话，那么，还值得历史学家重视的是他们对自身撰写的历史的处境那种高度的自觉。无论是历史民族志，还是历史的人类学，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在“建构”历史，他们承认一个前提：任何社会都不是均质的，他们也重视和理解“局内人”对自己社会的文化表达，而不是研究者的观察和论述，这一点确实值得大多数历史学家学习。
    与历史学家相比，人类学家具有“难以抑制的地点感”，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所以，人类学家写历史通常会对事件和问题进行细腻观察和描写。实际上，在历史人类学强调“地方性知识”的背后必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逻辑，而非为地点而地点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使他们关注小地方。首先，对小范围密集的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深刻的了解。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点，只要按照适当的过程、网络或限制，人类学家可以由这一特定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第三，人类学对于小地点的使用，可以用来提供对现象的解释。其背后要达致的是两个理论方面的要求，即“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和“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任何所谓地方层次的定义都因人而异，因研究目的而异，因资料来源的有无而异”（34页）；“因此，‘小地点’形成了得以考察社会学和文化‘大’问题的脉络。因为，无论多大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大变化，如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世界体系的成立，以及土地贵族的式微--也会在地方上有所体现，也会有从微观角度才可以看见的有意和无意的后果”（34-35页）。这样，“置身于一个地方性地点的人类学家，不但取得易控制和脉络化的地方层次专门知识，而且可以以此为基地，投射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36页）。所以，人类学家认为，“以地方为基础的历史，必须被视为国家历史的一块基石，而历史学家必须说明‘国家/民族历史’对地方性历史的‘依赖’”（38页），相反，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没有如此沉重的义务，他们基本认为“群落不是地方，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物”（42页）。
    带着大问题研究小地点并没有使人类学家沉浸于理论的对比和论证，使其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地点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历史社会学者看起来吃惊的“浸淫”于历史文献态度。他们对地方历史细致化的追求抱有相当大的自信，当历史社会学者克拉克批评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未能放在一个显然是更广大的脉络（如殖民主义、现代化）之中时，人类学家泰勒回答说--其他人类学家也同意--所谓过程模型与爱尔兰历史模型，体现在这些人类学个案研究中，如果任何人想找，都可以找得到。历史学家罗杰斯发言支持泰勒：一个地方性的研究可以是既特定又普遍，理论典范的建立可以是隐而不显的。这正印证了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
    在学科方法论传统的基础上，人类学家视历史人类学为针对过去的一个策略，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此，他们对他们研究过去的方法有着根本的警醒。
    小地点的关注必然带来资料的贫乏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民族志资料的缺乏，又因人类学深入地点而更显恶化。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构成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三个关键特征--地点、整体论和叙事顺序--之间，有本质的紧张性”（44页）。他们认识到，在关注地方的整体时，历史民族志会在其“本身的稠密中失落”。另外，在研究过去时，提出事件的时间顺序--时间连续的叙事编年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民族志本身是一系列编年事件，而非一个若干时期各种关系的描写，那么，人类学家的整体论追求就无法体现。反过来，如果追求地方性脉络，又要求一定的秩序安排，人类学家可能遗漏别人视为“重要的事情”，民族志式的叙述方式又将受到挑战。
    当人类学家将现在和过去连接在一起时，还有一个相当的危险：“他们是做一种维新派的历史研究--它对于古代的遗风感到兴趣，并将当代的结构和想法向过去投射”（48页），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正如历史学家汤普逊批评道：“我们极不可能由一个20世纪的郊区（或者由美拉尼西亚）生吞活剥拿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把它放到17世纪的英国，因为，这个概念在适用于17世纪的各种意义以前，其本身必须被修 改和精炼”（49页）。然而，在人类学家看来，这样的批评忽略了人类学家在做概念的跨 文化应用时的“自我批判程度”、人类学家的不同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抽象化以及不同程 度的精确性。但是，人类学家仍然承认，“将现在和过去联接在一起的作法中有其不可 避免的问题，把‘身临其境’的经验作为历史工作的努力会有问题，人类学基本的跨文 化视野、经验和假设中也存在问题”（49页）。